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蒋介石很快就判明红军的意图，急调40万大军围追堵截，妄图一举消灭红军。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左”倾领导者才不顾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执意要按原计划北上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红军如继续北上，无疑将钻进敌人预先布置好的罗网。这就引起了中央最高领导层对原定计划的争论。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率先起来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公开的批评。
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
通道会议研究了军事问题，虽然没有就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从而为尔后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计划转变，作了必要的准备。
通道会议以后，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许多领导者转变了观点，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
1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与会大多数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黎平会议最后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终于被党中央采纳，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使红军争取了主动。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战略转变的关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1934年12月下旬，蒋介石得知红军向乌江南岸前进，急忙改变兵力部署，命湘军陈光中师和赵梦炎旅由黎平进驻剑河，王东原师驻锦屏、江口、沿河一带，章亮基、陶广2师向沅渡疾进，李云杰师向会同疾进；命薛岳兵团吴奇伟纵队四个师、周浑元二个纵队尾追红军至镇远、施秉、黄平、三穗一带；命桂军一个军进驻都匀、榕江、独山一带；令川军廖泽旅入松坎驻扎。同时，令黔军王家烈、犹国才4个师集于平越（今福泉）、马场坪、重安江等地域阻截，6个团防守江北从老君关渡以东至岩门渡以西百余里的十几个渡口，以图阻止红军“赤化黔北”，还沿江烧毁民房和船只，自以为乌江天险“扼险固守，可保无虞”。 面对这一严重局势，李德、博古仍不放弃去湘西的意图，提出要红军“一是不过乌江”在南岸打游击；“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此，中共中央在红军到达猴场的当天（31日）下午5时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力量遭受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错误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西征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红军占领遵义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开始向川北进军，渡过赤水河，准备渡长江北上。这时。蒋介石为防止中央红军渡江入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立即调集重兵，企图堵击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由于敌情的变化，红军改向川、滇、黔3省交界的云南境内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在红军向扎西地区集结过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至9日，在扎西境内连续召开会议。
扎西会议是长征中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和遵义会议决议的正式成文，都是这次会议最后完成的。这次会议为实现长征中的战略转变，进行了切实的指导和部署。同时开始了以负党中央总的责任的张闻天和红军实际上最高领导的毛泽东互相配合，领导全党全军的新格局。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的伟大胜利，使红军由被动变为主动。由于部队连续作战，非常疲劳，而且有些战斗，如土城、鲁班场、习水等几次战斗，也没有打好。这就引起基层出现某些怨言。而且这种情绪在中央和红军领导层中也有所反映，出现了一股小小的风波。
会理会议针对当时部队的思想情绪，进一步阐明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会议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在川滇黔边实行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立即北进，抢渡大渡河，向红四方面军靠拢。
会议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朱德军事指挥和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坚持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可以说，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它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1军团2师4团与红4方面军先头部队9军25师74团在四川懋功达维地区胜利会师。1、4方面军会合前后，在4方面军工作的中央代表张国焘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认识就同党中央存在着分歧。为了统一战略思想，党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
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总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深入发展革命运动，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面。
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中央军委于6月29日制定了以夺取甘南，赤化川陕甘为目的的《松潘战役计划》，并将一、四方面军分编为左、中、右三路北进。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虽表示拥护党中央关于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北上方针，会后口头上也赞成攻打松潘、平武地区，但行动上却借口所谓“组织问题”没解决，按兵不动，故意延宕四方面军的行动。为了增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和信任，进一步统一两大主力红军的行动，中央政治局于7月21日至22日在芦花（今黑水县城）举行会议。
芦花会议（又称黑水芦花会议）是红军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继两河口会议之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芦花会议全面总结了四方面军的历史经验，一、四方面军领导人在会上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对于增进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兄弟团结，统一部队组织与指挥，起了一定的作用。
为了推动张国焘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毛儿盖以南的沙窝举行会议。
朱德、邓发、凯丰、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周恩来、傅钟、博古等相继发言。发言者赞同张闻天的报告，并对决议草案的内容提出一些补充意见。同时，强调必须提高党在红军中的威信，认为这是增强红军战斗力的关键。这实际上是不指名地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张国焘在会上极力为其错误进行辩解，认为退出川陕根据地和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联邦政府都是正确的。
沙窝会议对于加强1、4方面军的统一领导与团结，坚定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必胜信心，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这次会议也开始公开暴露出张国焘与党中央的政治分歧。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在毛儿盖召集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非法审查中央路线，公开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当时，敌人正加紧在南线进犯红军，造成对红军后方的严重威胁。
为了进一步统一战略思想，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儿盖举行会议，着重讨论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问题。
毛儿盖会议是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的继续和发展。这次会议确定的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的行动方针，是对两河口决定的补充，对于明确红军主力发展方向，克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危险，起了积极的作用。
毛儿盖会议后，1935年8月底，右路军（中央红军）穿过茫茫草地到达班佑、巴西一带，等待与左路军会合。但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后，违抗中央命令，拒不与右路军会合，并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党中央。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35年9月2日至9日在班佑寺内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
这次匆匆开始、匆匆结束的会议就是著名的“巴西会议”。巴西会议又一次将红军从危机中解救了出来。巴西会议是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为克服由于张国焘的阴谋分裂所造成的危局，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俄界会议讨论行动方针问题。俄界会议正式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为教育并挽救张国焘本人，党仍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并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所以，这个《决定》当时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没有向全党公布。
俄界会议公开批判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和军阀主义倾向，改变了在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确定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对于克服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与军阀主义，保证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贯彻实施，有着重大的意义。
党中央和毛泽东从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一个大的苏区根据地，有一支活跃的红军，还有游击队和很好的群众基础。于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召开会议。
榜罗镇会议解决了俄界会议所未能解决的在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具体目的地问题，确定了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根据地的重大战略决策，这对于党中央把陕北作为抗日的前进阵地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会后，毛泽东、彭德怀于9月29日率第一纵队先行出发，抵达通渭城，迈出了向陕北前进的第一步。
根据榜罗镇会议作出的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新的战略决策，党中央率陕甘支队通过通渭地区，翻越六盘山，又经过1000多里的艰苦行军和英勇作战，从甘肃进入陕北，于1935年10月18日抵达铁边城。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
吴起镇会议是榜罗镇会议和铁边城会议的继续和完善。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战略决策，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从而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完结，开创了党中央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新的历史时期。这次会议为1935年11月上旬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顺利会师作了准备，对团结和汇聚西北革命力量起了重要作用。这次会议对我们党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和党在西北地区开始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作了重要的准备，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解放，用理想和信念、意志和力量、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是中国革命史上树起的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
长征是一个可以传之久远的东方神话，一条绵长的精神矿脉，一面永远鲜艳的文化旗帜。
红军业绩彪炳千古，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8０年前的那次震撼世界的远征，不只属于那个年代。
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尤其是年轻人，如何将长征精神发扬光大，仅仅是口头上的颂扬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将其切实融入到自己的言行当中。
长征是一个可以传之久远的东方神话，一条绵长的精神矿脉，一面永远鲜艳的文化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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