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生产
央视网消息（记者 徐辉）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其中之一就是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引导和支持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开创美好明天，立足当地资源，实现就地脱贫。
馆陶县寿东村的村民就正在践行着总书记的号召。
工作台上摆放着绿豆、芝麻、黑豆、小麦、各种草籽，身穿富有民族特色的大红花工作服的李凤霞，用镊子夹起一粒黑芝麻，摆放在画板上，经过粘、贴、拼、雕、合成、装裱等十几道工序，通过粘、贴、拼、雕等方法，五谷杂粮变成了一幅象征着连年有余的粮画。
晾干、装裱后，这幅作品可以卖到三四百元。
每天，李凤霞除了照顾孩子，大部分时间就用来制作粮画了，“家门口就能挣到钱，每月2000多块钱的收入，还不耽误照顾孩子，以前想都不敢想。”
但在两年前，李凤霞因为要在家带三个孩子，无法外出打工，一度感叹“生活看不到什么希望”。
粮食画是古老的中华绝技，有着悠久的历史。馆陶粮食画相传在清朝末年开始兴起创作，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凤霞所在的馆陶县寿东村，位于县城西部，309国道南侧，距县城3公里。这里曾是邯郸东部平原县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穷村，没有产业基础、没有资源优势，是多年没有脱贫的省级贫困村。
已经当了16年村党支部书记的张付仁，对寿东村过去的样子依然历历在目：“188户、713口人，村民祖祖辈辈靠传统种植为生。晴天尘土漫天，下雨满脚泥，一到冬天墙根下坐满晒太阳的老人，年轻人聚在一起打麻将。”
六年前，馆陶县进行美丽乡村建设，许多村里引进了特色产业，寿东村与粮画企业走到了一起。师献巧是村里第一个学习粮画的，如今她在自家建起了粮画工作室。“制作一幅30公分大小的粮画需耗时3到6天，售价约400元。每年增加收入1.5万左右，加上丈夫在外打工，除了农业收入，每年净增6万元家庭收入。”
2014年3月馆陶海增粮艺有限公司的入驻寿东村，寿东村提供15亩地算作土地入股，公司出资建设粮画生产线、研发中心、产品展示大厅、职工休闲娱乐活动区、餐厅等。采取“公司+农户+基地”的发展模式，由农户制作粮画，公司统一包装出售，产品远销加拿大、美国、德国等海外国家。
村貌一下子改变了，跟李凤霞一样，全村从事粮画创作的有80多户，户均增收1.5万元，粮画成了村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海增粮艺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海增介绍，随着粮画产业的发展，未来将吸收寿东村和周边村200多名农村“留守妇女”在此就业，实现农民家门口就能致富。
借助粮画产业，馆陶县将寿东村全力打造成粮画小镇，1000多万元政府投入撬动了3000多万元社会资本。寿东村对街景路面等进行了整体规划设计，并以“一门一景、一户一品，体现灵性、各具特色”为特点，对村内所有民居院落进行了单体规划设计，让寿东村从脏乱差的贫困村破茧成蝶。
2015年寿东村获得中央电视台评选的“中国十大最美乡村”，成为河北省依托美丽乡村打造的首个3A级景区。
2015年国庆长假期间，馆陶县5个特色小镇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4.8万人，实现旅游总收入1000余万元。
今年，馆陶县按照“乡村风情、城市品质”的目标，在全县启动建设了30个寿东模式的美丽乡村，重点打造黄瓜小镇翟庄、鹊桥小镇天河、杂粮小镇郭辛庄、轴承小镇马兰厂等各具特色、不同品味的小镇。
馆陶县正在打造越来越多的“寿东村”。
易地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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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网消息（记者 高宇婷）1997年7月的一天，艳阳高照，贺兰山脚下宁夏境内的一片荒漠在烈日的炙烤下格外炎热。
西吉县王民乡红太村村支书谢兴昌分别在宁夏吴忠市红寺堡、石嘴山市大武口、银川市镇北堡转了一大圈后，来到了这里。
西吉老家的自然条件恶劣，靠天吃饭、十年九旱。一年好好营生，全家的收入也不过近万元。谢兴昌决定四处看看，把家从生存环境恶劣的南部山区里搬出去。
这片沙地西侧紧靠贺兰山，距离东边的黄河有20余公里，而距附近灌溉农田的西干渠仅有几公里。谢兴昌心想，这块地要是把黄河水引上来，绝对是块好地方。
那天，他继续穿过沙地朝着4公里外的玉泉营开发区农场走去，农场里种着大片的、足有两米高的玉米、高粱。谢兴昌没客气，玉米、高粱各掰了4穗装了起来，准备回家。
不料当天他被玉泉营开发区的干部留住了。“干部说后天有个奠基仪式呢，福建对口帮扶宁夏的，阵势大的很，我就没回去。”谢兴昌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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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7月15日，闽宁村正式奠基，这就是福建对口支援宁夏主抓的事情之一——“移民吊庄”工程，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代表福建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发来贺信。
“当时空中不飞鸟、地下不长草、风吹沙子跑。沙漠滩里没有人、没有房子没有树、也没有人改造，成天把风刮着，一年只刮一个风，从西刮到东。”谢兴昌告诉总书记。
总书记笑着问，当时条件确实艰苦，那你为什么敢来呢？
谢兴昌说，参加完奠基仪式，他带着从玉泉营农场掰下来的玉米、高粱回到了西吉老家。搓下粮食后称了称，高粱米0.9公斤，玉米0.8公斤。谢兴昌告诉村里的老百姓，你看人家玉米也高，高粱没用啥长得这么凶。人家福建都投资着呢，只要黄河水给上来，那也是个好地方。听完谢兴昌的动员，红太村当年有十户村民跟着他搬到了闽宁村。
总书记夸赞谢兴昌：“这个办法好，能吸引老百姓，也有启发意义”。
1997年底，谢兴昌带着全家老小拉着帐篷，搬到了闽宁村。因为当时家里的条件在老家算好的，不能享受移民优惠政策，但是只要有搬迁意愿，都可以在闽宁村落户。
从西吉县来的更多移民，看到闽宁村这漫天黄沙的恶劣环境，纷纷回了老家。也有更多的移民从政府花2000元在闽宁村买了地，又纷纷以4000元、5000元、6000元的价格卖了出去。
没有移民指标的谢兴昌和十户村民，就靠从不愿留下的移民手中买的这些地，逐渐安顿下来。“盖房子最苦。帐篷刚一搭起来沙尘暴起了，一下子就把帐篷揭没有了，光剩下人，吃的都没有。”谢兴昌回忆，当时水还没上来，每天靠开三轮车，到外面拉水回来，才慢慢盖起了房子。
妻子要回老家，谢兴昌说不能回去，咱们上来改造呢。不仅谢兴昌的妻子当时不理解，谢兴昌的哥哥赵文清当时更不理解。哥哥说，你好歹在老家是个干部，搬上来干啥。不过赵文清最终也没抵挡住现实的“诱惑”，于2008年搬迁到闽宁镇居住。
事实证明，谢兴昌的眼光绝佳，在政府的帮助下，闽宁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逐步跟上。最关键的是，该村紧邻银川市辖区南部，交通便利，种点什么、养点什么，不仅易成活，销路也很好。
1998年，搬出来的第一年，谢兴昌在闽宁村改造的沙地上种的玉米能产800斤、900斤。“比老家翻了几番，老家有时候种地，最广（多）一亩地，收获300斤、400斤，要是遇水不好，就能收个种子，饱的（种子）还换个篦的。”谢兴昌说。
那一年，闽宁村搬上来了300多户村民，他在全村带头种枸杞。
“最后还在我们家开了个现场会，我说这确实是个好地方，老百姓看了以后种枸杞比种粮食产量还要高。”谢兴昌说，最终他当年带动了50户村民种植枸杞。
还是那一年，福建省还给闽宁村派来了专家、教授，教移民种植蘑菇等技术。从打棚、制菌、再到挨家挨户的教技术，直到卖蘑菇的时候专家们才走。据谢兴昌回忆，那一年村里有300栋蘑菇棚，最不行的一年也能收入7000元、8000元。
“我就总结了一句话，搬到闽宁村，只要勤快、不要偷懒、好好干，绝对是个好地方，绝对是养活人的地方。”谢兴昌说。
以前在西吉老家，像谢兴昌这样思路活的村支书，一年好好营生，全家毛收入才刚刚过万，而98年到了闽宁村的第一年，谢兴昌全家的纯收入，就已经过万元了。日子越过越好，多少移民犹豫不决，几进几出，而当年跟着谢兴昌搬上来的十户村民，都安顿了下来，没有一户离开。
闽宁村第一批移民谢兴昌向记者介绍自己1998年种植的枸杞树苗。
19年来，谢兴昌把土坯房换成砖瓦房，砖瓦房换成板房，板房又变成二层小楼房，房子换了四换，生活也跟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谢兴昌住的小院宽敞、整洁，院子里的桃树、枣树长势喜人，前两年有人出65万元买他的小院，谢兴昌也没卖。
听完谢兴昌的故事，总书记对他说：“你是97年上来的，你算咱们闽宁镇移民搬迁的引路人、是闽宁镇搬迁脱贫致富的带头人、是闽宁镇开发建设的见证人。”
翻看总书记日前视察宁夏的相关报道，可找到这样的信息，在该镇原隆村村民海富贵家里，总书记回忆起往事：“1997年我来到这里，被当地的贫困景象所震撼，下决心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福建和宁夏开展对口帮扶。那时，重点实施了‘移民吊庄’工程，让生活在山大沟深，交通、吃水、就医极其不便的群众搬迁到适宜生产生活的地方，建起了闽宁村。20年来，闽宁村发展成了闽宁镇，看到你们过上了好日子，脸上洋溢着幸福，我感到很欣慰。闽宁镇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我们要把这个宝贵经验向全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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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
央视网消息（记者 王甲铸）2015年11月28日，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扩大政策实施范围，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就地转成护林员等生态保护人员。
陕北吴起，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总面积3791.5平方公里，总人口14.3万人，是当年中央红军长征抵达地。长期以来，为了繁衍生息，人们年年倒山种地、漫山放牧，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1997年底，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97.4％，是黄河中上游地区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县份之一。
为改变这一面貌，落实中央“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大西北”的决定。1998年，吴起县做出了“封山退耕、植树种草、舍饲养羊、林牧主导、强农富民”的逆向开发战略决策，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绿色革命”。
在这场革命中，作为1971年的老党员，在村里当过会计、生产队长，在上世纪90年代就为国家缴纳过万斤粮食的杜修明就是他所在的八岔湾村的带头人。
“退耕还林之前光秃秃的，广种薄收，老天爷下雨了就收一点，不下雨就没得收了。”杜修明说。
然而20年之后，因为退耕还林和生态扶贫政策的实施，一切都变的不一样了。
“上了垴畔（窑顶，陕北方言）喜气洋洋，回到家里心情舒畅，站在硷畔（大门口的平地）面对银行。”2016年8月中旬，77岁的杜修明这样总结自己眼下的幸福生活，老汉所说的银行就是自己眼前的曾经广种薄收而如今绿意盎然的山地。
“从小就是共产党把我拉扯大的，我父亲从外地要饭来到吴起，给人揽工放羊，30多岁就去世了。解放以后我给生产队揽羊，才可以吃饱饭，没有党，就没有我，所以说，听党的话走党的路，党把我喂养大的，上面说退耕还林我带头响应。”
当时群众都怕退耕还林后土地减少，打不了粮食，对政策有抵触情绪，这个时候杜修明站了出来。“我听党的话，我支持，80亩地退得只剩下30亩。当时我们到志丹县去学习人家种薄膜玉米，回来就我一个人愿意种，结果长势非常好，这下百姓都看下了，这才都统一退耕还林。”
为了加快退耕还林的速度，杜修明还自己主动掏六万元、政府补贴六万元，申请了一台推土机帮村民平整土地，土地亩产量因此大大提高。经过多年的努力，杜修明带领八岔湾村民在吴起县率先实现了“山上林帽子、山腰粮袋子、山下草裙子”的生态和农业和谐发展的局面。
“退耕还林之前种80几亩地，一亩地就打几十斤，广种薄收。现在都上千斤了，那阵子我种那么多地才能收多少？”杜修明总结说，退耕还林就是这个好处，“国家还给补粮补钱，一口人一年补800元，我10口人一年补8000千块钱，不少了，这个政策不敢说差，那个时候差不多打一万斤粮就是万元户，现在人均一万元也不算啥。”
资料显示，截至2015年，18年来，吴起县已累计完成退耕还林面积约245万亩，国家计划确认面积186万亩，先后被授予“全国退耕还林试点示范县”“全国退耕还林先进县”等荣誉，并被列入了“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工程试点县”。
生态监测显示，退耕还林工程使吴起县林地面积净增244.79万亩，水土流失、生态恶化的状况得到有效遏制。吴起全县的林草覆盖率已由1997年的19.2%提高到目前的62.9%。
实施退耕还林后，农民不仅有了可靠的粮食供给，还剩余更多的劳动力从事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增加收入。退耕还林钱粮直补到户政策，调动了农民造林护林的积极性，退耕农户从工程实施中得到了实惠，有效缓解了贫困加剧的问题，加快了脱贫致富步伐。
2009年，70岁的杜修明又开始带头在村里种植果园，发展生态经济，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八岔湾属于吴起县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块，受水源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在八岔湾种植苹果，需要极大的勇气。杜修明却说“我们农民不怕穷，就怕生了懒筋，农民么，就应该勤勤恳恳务农，这样才能把日子过好。”
如今7年过去，之前的一片片荒地在杜修明的打理下已经成功挂果，并成为吴起县半干旱地区发展山地苹果产业的一面旗帜，去年就实现收入2万多元，今年预计产值6万元。
在杜修明的带动下，儿子杜成才、弟弟杜修义和其他村民们也都开始了种植山地苹果。如今，八岔湾村民小组所在的郭畔村种植苹果已经达到了1100多亩。
忙果园的同时，杜修明还养猪养鸡。“前年和去年我养了40几头猪，今年政府又给我了500个鸡仔，我再养着试试看，”杜修明信心满满的给记者算账说，“我一个鸡卖40块钱，我100只鸡卖多少钱？亏不了，就这我一个老汉，一年纯收入六、七元万。”
杜修明不仅是致富带头人，也是吴起县依托生态建设发展产业脱贫致富的一个生动样板。
作为吴起县的一项脱贫产业，目前全县也正在大力鼓励引导群众因地制宜种植苹果，发展养殖业，在延安市给予补助的基础上，吴起县也增加1000元补助。目前全县新发展像杜修明这样的山地苹果9221亩，养鸡9.4万只，覆盖贫困人口2862户7916人。
同时，吴起县还将生态建设重点面向贫困对象，是贫困户可以就近就地造林，赚取劳务补贴，去年2000多贫困人口人均仅此收入4500多元。
吴起县政府向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年该县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达到了3950元，比2014年增加1245元，精准扶贫已取得了阶段性工作成效。全县预计到2018年底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全县13540人的脱贫任务。
富起来的杜修明说，还是退耕还林好，把生态搞好了，黄风天少了，雨也多了。“以前天旱了就啥也没了，不下雨老百姓就请神求雨，还是要信共产党，不要信神。”
发展教育
央视网消息（记者 何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工作发展会议上强调，要在贫困地区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其中“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的指示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结出硕果：2014年以来，“9+3”免费教育计划让一万多名贫困生走出了大小凉山。
今年19岁的彝族少年加多阿合（以下简称阿合）是这一万多人中的一个，和别的孩子比起来，他的求学路走得更为艰辛。
因病返贫：少年阿合面临辍学
2015年7月，毕业季。大凉山喜德县一个半山腰的小村子——甘哈觉莫村里，阿合一家悲喜交集：18岁的阿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喜德县高中，却即将面临辍学。
阿合的父亲加多木呷今年45岁，坐在火塘前做出不让阿合上高中的决定后，加多木呷流泪了。这是加多木呷这辈子第二次流泪，第一次是为了给二女儿加多阿几治病卖了祖屋。
“那年，我大女儿加多伍牛还在读高中，两个儿子都小。我之前在工地上出了事故，医好了以后重体力活就干不成了。老二加多阿几初中毕业后决定去广州打工供姐姐、弟弟读书，哪晓得她刚过去病就发作了，回家后马上送到成都华西医院，人已经昏迷不醒了，我们把祖屋和一半土地卖了三万多元，才给她把病医好。卖房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抱在一起哭。”
房子卖掉以后，加多木呷向政府求助，烟草公司把村里的烤烟房挪给他们一家暂住。2013年，大女儿加多伍牛考上了西华大学本科，因病返贫的加多木呷一家的经济状况更是雪上加霜，等到加多阿合考上高中时，加多木呷只能做出这个让他伤心的决定了。
重返校园：彝家少年走出大凉山
就在加多阿合面临辍学的时候，四川省档案学校给他们一家送来了一个珍贵的入学名额。
四川省档案学校学生科科长王三刚说：“通过协调，喜德县将加多阿合列入了“9+3”助学计划的名单，加多阿合可以在四川省档案学校就读学杂费全免，每个月享受国家三百元生活补助，报销往返车票。同时，由于喜德县是国家档案局对口扶贫县，国家档案局和社会企业联合发起的‘授渔计划’可以给加多阿合一共补助六千元的生活费，加多阿合可以不出一分钱完成三年的中职教育，再选择就业还是继续上大学。”
国家档案局下派干部、喜德县县委常委冯朝晖告诉记者：“在大小凉山地区，很多家庭的教育观念都比较淡薄，孩子没有好的学习环境和习惯，学习存在很大的困难，于是产生了“双困生”这个群体，自律性稍差一点的很容易就走上犯罪道路。我们现在做的事，就是抓住这个处在社会边缘的群体，把他们拽回来，给他一技之长，斩断贫困的恶性循环，这正是教育脱贫的真正意义所在。”
冯朝晖告诉记者，喜德县还针对大凉山农村的家长开办了农民夜校。2016年8月8日，喜德县第一所农民夜校在村委会正式开班，这样的夜校陆续要在每一个贫困村里办起来，让加多木呷这样的家长认字脱盲，学习种植养殖技术，学会使用现代化电子设备。最重要的是：把心打开，重视孩子的教育，从根子上脱贫。
2015年8月24日，拿到四川省档案学校通知书的加多阿合背上书包走出大凉山，终于像大姐加多伍牛一样踏上了改变命运最关键的一步。
收获成长：愿学成后反哺故乡
2016年8月，学校放假，其他同学宅在家中上网的时候，加多阿合已经在河南新乡的建筑工地上干了一个月了。
“我初中开始寒暑假都出去打工，帮爸爸妈妈减轻负担。”阿合说，上初中以后，他去过广州、武汉，什么苦都吃了，这些经历让他更加坚定了读书才是唯一出路的念头。
“这一年下来，我收获了很多，明白了将来我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大学毕业后我要回到大凉山，尽我的所有力量让我的弟弟、妹妹，让我们村的孩子都能走出来，把改变命运的机会掌握在自己手里。”阿合说。在四川省档案学校一年的学习生活中，阿合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成熟稳重的为人赢得了所有老师的认可，当上了班长。
四川省档案学校校长徐宏说：“截至目前，凉山州一共有389名像加多阿合这样的孩子到我们学校继续学业。这些孩子都十分渴望学习，也很勤奋，我们让内地生和他们结对帮扶共同进步，三年后这些孩子还可以通过对口单招的形式进入大学继续深造。”
据四川省教育厅“9+3”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有33所中职学校承担四川彝区“9+3”教育任务，共招收彝区学生1万余人，越来越多的彝家少年走出大小凉山，掌握改变命运的主动权。
社保兜底
央视网消息（记者 袁育堃）在2015年11月28日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大病保险政策要对贫困人口倾斜，要高度重视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工作。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全县109.5万人中有13.5万人是贫困人口，其中又有3万多人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如何让百姓看得起病，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近年来，革命老区聚焦精准扶贫，始终把健康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关键一环，充分利用国家卫计委对口支援政策机遇，围绕“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抓健康扶贫，不断提升基础医疗能力、健康卫生水平和全面健康意识。
五道保障线让百姓“看得起病”
今年56岁的段绍平是于都县梓山镇中心村的贫困户，平时靠在家养殖一些鸡鸭和莲藕维持生计。今年1月，段绍平患上糖尿病并发症，住院几天治疗费就花好几万。“我想到家里还有几个孩子要上学，哪里有钱来看病，当时就对老婆说这病我不治了。”就在段绍平考虑到患病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打算放弃就医时，于都县计生委的工作人员给他带来了好消息。
“工作人员拿了一份宣传手册告诉我，今年像我这样的贫困户看病报销的比例已经大幅提高了！”据段绍平回忆，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具体能报多少，工作人员让他放下包袱，尽快去医院接受治疗。至6月初，通过积极治疗，段绍平的糖尿病并发症得到治愈并出院，治疗费用一共是10.6万余元，当他把相关材料提交到服务窗口，5个工作日之后，一笔10万元的报销款打到了他的账户上。
“我真是没想到能报下来这么多钱，政府给了我好好生活下去的信心！”段绍平表示，通过检查发现身上还有几颗肾结石，打算再到医院去做个手术，这样身子骨能彻底好起来，回去好好赚钱养家。
如何能够让贫困群众获得高比例的医疗救助？于都县卫计委爱卫会副主任蓝剑锋告诉记者，于都县财政专门拿出1000多万元，为全县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购买大病医疗补充保险，有新农合、大病保险、商业补充保险、民政救助和“健康暖心”基金救助这5种报销方式，贫困户看病就医经过健康扶贫这“五道保障线”，实际报销比例从过去的40%-50%提升到现在的90%以上，切实提高了医疗保障水平，多重的报销补助环节减轻了贫困户的就医经济负担，提升健康“获得感”。
三级医疗网络让百姓“看得上病”
在距离于都县20多公里的罗坳镇大桥村古嶂社区，坐落在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坡上，常有的山体滑坡、地势下沉等地质灾害，给当地133户村民带来生活上的诸多不便。今年34岁的丁检生曾就读于赣南医学院，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回到家乡大桥古嶂当一名乡村医生。由于大桥村占地面积广、人口分散，丁检生常常要走上几个小时的山路到村民家中给他们看病。
“有时候对面山头的人家会直接喊我过去就诊，但山与山中间没有路，需要下山再从另一头爬上山才能到。”丁检生回忆，那时候村里人看病非常不方便，尤其是在夜里出诊。
现如今，当地政府对大桥村古嶂片区实施分期分批整体移民搬迁扶贫，133户村民住进了一栋栋“小洋房”，小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逐步完善起来。在新成立的大桥卫生所,记者看到注射室、诊疗室、药房、观察室、值班室等“五室分开”，各类药品不仅价格便宜，而且种类齐全，丁检生成了这里的医生。
“现在的医疗环境、医疗设备等各方面都焕然一新，村民们走几步路就能够到卫生所就诊。”丁检生说，现在他为1389位村民分别建立了电子健康档案，村民看病买药的时间都大幅缩短，村民看病再也不用发愁了。据了解，为提升“贫困村”整体健康卫生水平，于都县做到每个乡镇建设1所标准化的卫生院，每个行政村有1个卫生室，2017年将实现357个行政村全覆盖。
发挥特色品牌让百姓“看得好病”
在黄麟乡中心卫生院，院长谢荣生告诉记者，该院把产科作为特色品牌予以重点建设，以群众满意作为首要评估指标，设立专门性的孕妇学校、高龄孕产妇咨询服务窗口、产后康复治疗室、新生儿沐浴室，做足做优产前、产中、产后全程保健服务，全年住院分娩量稳定在1000例以上，辐射周边瑞金、会昌等3个县7个乡镇15万人口，为广大民众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其他乡镇的一些产妇也都纷纷慕名而来。
今年1月7日，在全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黄麟乡中心卫生院还荣获2015年度“百姓满意的乡镇卫生院”称号。
在利村乡中心卫生院，卫生院院长曾祥连对自家的特色产品很满意。“我们有几名好大夫，技术好，手术创口小，患者当天就可以出院，另外手术费用低，新农合报销后患者只需自付两三百元。”
在于都县卫计委记者了解到，政府鼓励在乡镇中心卫生院重点打造一两个特色专科，为其他卫生院提供技术支撑。目前，于都县的6家中心卫生院基本都能开展下腹部手术和少数上腹部手术，乡镇卫生院基本能解决内儿妇、骨伤等科的常见病。真正做到“大病不出镇、小病不出乡”。
“治未病”健康促进要先行
“从长远来看，健康促进是根本，如何帮助老百姓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做好疾病预防，不得病最省钱。”于都县委书记蓝捷说，作为全国健康促进示范县，于都县政府连续投入资金3亿多元，建设体育中心、健康步道、健康主题公园等，营造出全民热爱健身运动的好氛围。
近年来，于都县政府坚持“小财政”办“大医疗”，逐年不断增加医疗卫生支出，不让一个贫困群众因病在脱贫路上掉队。这三年新增业务用房18万㎡、病床1800张，完成了80%的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目前，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为网底的三级网络得到进一步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