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星 

一如去年山东籍准大学生“徐玉玉案”引发了全国声讨电信诈骗的声浪。

最近，另一位同样来自山东的大学生李文星的悲剧则点燃了社会对于传销的怒火。

源于电信诈骗，徐玉玉——一个即将进入大学校园的花季少女意外殒命。

因为误入传销，李文星——一个刚刚走出象牙塔的年轻学子遭遇横祸。

与拥有“悠久历史”的电信诈骗一样，传销也是长期隐匿于社会肌体中的毒瘤，尽管屡有打击，却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谈起传销，不少旁观者总会发出类似的感叹：这么明显的骗局怎么会上当呢？这年头真是傻子太多，骗子不够用。

如果真有如此简单，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何传销一打不绝二打不绝总打不绝，甚至“政府打击“本身也能成为传销的幌子。

从操作的手法上来说，传销是深谙心理学精髓的，在特定情境下和封闭的环境中，个体经过集体诱导、“榜样”示范、反复洗脑以及暴力威慑下，常常会成为传销者精神的俘虏。

作家莫容雪村在2009年时曾经潜入江西的一个传销团伙，与传销者生活了23天，后来他为此写一本书《中国，少了一味药》。在书中，他勾勒了一副传销者的群体肖像：缺乏常识，没有起码的辨别能力；急功近利，除了钱什么都不在乎；他们无知、轻信、狂热、固执，只盯着不切实际的目标，却看不见近在眉睫的事实。

莫容雪村感叹，这是传销者的肖像，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肖像。

这话也许重了些，但它却揭示了一个深刻却沉痛的问题，传销这颗毒瘤之所以顽疾难除，因为病灶深埋于社会肌体之中，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它就会悄悄滋长。

对现在的人们来说，传销不是什么新鲜事，政府、传媒说得多了，人们听得耳朵都起茧了，大部分人把它当瘟疫一样躲着，但似乎少有人关注或追问，这“瘟疫”究竟怎么产生的，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

更诡异的是，如果有利可图，周围的“正常人”常常会和这些“非正常人”达成高度的默契，互为友邻。

李文星案中，在传销窝点聚集的天津静海，围绕这些传销者出现了租房、黑出租、外卖等一系列畸形的生态链条，房东、司机甚至包括少数公职人员都从中分一杯羹，尽管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是传销者，是非法行为，但并不影响“两个世界”的人和平共处。因为各取所需，仅此而已。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传销者主动又被动地游离于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在“真空”环境中被一只只隐蔽的黑手肆意摆弄，大多数“失败者”成为垫脚石，极少数“成功者”则会从受害者转化为加害者。

说到黑手，我想到另外一个最近热度很高的话题，那就是猥亵儿童。它的导火索源于南京火车站猥亵儿童事件。

客观地说，在我们这个很长时期内谈性色变的国度，对于孩子的性安全与性教育缺乏足够的认知和重视。

与传销中那些走火入魔的受害者不同，遭受黑手的儿童常常是被动的沉默者，甚至有时候，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一些孩子的家长也常常选择忍气吞声。

加之作案隐秘、受害者年龄普遍较小等因素，猥亵儿童常常无法及时被发现，这往往令那些隐蔽的黑手更加有恃无恐。

最高法刚刚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四年，全国法院审结的猥亵儿童犯罪案件就多达10782件。也就是说，？在这四年当中，平均每一天，就有超过7个孩子遭到性侵犯。而这还仅仅是被发现并判决的数量，哪些没有站出来的人又有多少呢？

即使数字令人惊心触目，但这些问题依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无论对非法传销还是猥亵儿童，依然是两分钟的愤怒和三天半的行动，过后，依然是无动于衷甚至姑息纵容。那些黑手就继续骗人、坑人、祸害人。

在这个时代，我们不缺金钱、不缺热情，但却极度缺乏信仰与常识。因此，我们迫切地需要通过科学的知识普及、有效的教育、持之以恒的宣传和良好的氛围熏陶，让每一个个体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使之拥有理性的思维。

这绝不是空话，而是急迫的行动。因为武装好自己，才能真正让那些躲在暗处的黑手无处可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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