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诚信中国任重道远，但是如今方兴未艾的信用管理措施，却在一些地方变了味道，地铁上吃东西、频繁跳槽、闯红灯等私人领域的行为、轻微违法都被纳入信用体系中，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要警惕将信用“妖魔化”，相关部门更别借机扩权，把征信弄成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事档案。”

 如果说，过去“老赖”横行，“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成为全社会的朴素愿望，如今则应该进入信用管理 2.0时代，需要对信用管理本身做出精细化管理，避免信用滥用，注意平衡信用管理和公民隐私，厘清法律关系。

目前，中国的“黑名单”体系主要有四种：一是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建立的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体系，针对“老赖”可实施禁坐飞机、禁止高消费等惩戒措施。二是人民银行系统的信用报告，主要影响当事人的信贷。三是国家发改委的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主要负责“失信联合惩戒信息共享工作”，以及一些行业管理部门的行业信用体系。四是地方的信用管理措施，这也是最容易引发争议的地方，一些地方搞的“闯红灯记入信用报告”“地铁逃票影响贷款”都成了热点话题。

四个诚信管理体系中，法院系统和央行系统最为权威，其信用收集、惩戒措施（不利后果）有着明确的法律依据，争议不大，成为很多信用平台的基础数据，但是一些地方的信用措施明显缺乏上位法的依据。

首先，不同信用管理体系要各司其职，筑好“防火墙”，既要依法信息共享，也要避免张冠李戴。

以影响公民信贷的央行版的个人信用报告来说，其中明确表示 ：“本报告仅包含可能影响您信用评价的主要信息”，记载的主要内容是信用卡、担保、共同借款的信息。至于，闯红灯等轻微行政处罚，或者水电费用晚交等民事纠纷，不足以影响对一个人的借贷信用评价。

今年4月央行还特意对“水电费进入信用报告”做了澄清。即便收录了这些，商业银行首先考虑的也是客户的金融风险，他们并不是有些部门臆想出的“执行工具”。

对公民的贷款影响最大的央行信用报告，不是“黑箱”，不是无所不包的“人事档案”，其功能是评价公民的金融信用，不必承担惩治闯红灯、频繁跳槽的功能。

同样，法院的“老赖”黑名单，针对的是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行为，“老赖”一词不能滥用于未经审判的民事纠纷中。像之前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天价公寓门事件”中，公寓方威胁学生要“纳入失信人员黑名单”。其实，“老赖”之所以成为“老赖”，不是因为欠钱不还，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履行国家生效的司法判决，这个基础逻辑要讲清楚，不能将债务人一概污名为“老赖”，这种“跳步骤”很可能侵害一方当事人正常的申辩权利。

其次，要处理好“一事不二罚”和信用的创新型管理的矛盾。

“一事不二罚”是为了杜绝行政机关滥用处罚权，法外施罚，也是为让企业、公民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对于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有明确惩罚措施，该罚款的就罚款，但不能在罚款之后再继续惩罚，更不能搞成“道德档案”。

而像在火车上不文明行为，或者旅游景点不文明游览，或者相关领域从业人员恶意炒作、恶意违规，这些行为有相当严重的社会负面影响，但本身介于道德和法律中间，不足以构成刑事犯罪，也可能缺乏直接行政惩罚的法律依据，这时就要发挥创新性管理的效力，通过诚信档案、行业黑名单，在一定期限内剥夺其乘车、从业的权利，让失信者付出应有的代价，从对“老油条”达到震慑效果。

但是，这类信用惩戒，应该被严格地被限制在相关系统和行业领域内，不能任意扣减当事人作为公民的其他正当权利。

须明白的是，信用管理是新型社会管理措施，但不是搞道德评价的，更不是威棱难测的“大杀器”。正像北京大学教授沈岿所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目标不是建立“完人”社会，不应将“违法”和“失信”完全等同。信用既是管理，也是公民的信用权利，不能动辄祭出“污点要背一辈子”之类没有法律依据的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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