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柔道队现役运动员、柔道全运会冠军马端斌实名举报老家两任村支书事件持续发酵，当地官方于3月28日早间成立了4个调查组进入该村，对事件展开全面核查。目前，被举报人员正在接受停职检查。

马端斌举报的问题，其实有很大的代表性。相对北上广深，广袤的乡村可谓另一个中国。在这里，由于法治建设的相对滞后，公平与公正往往随之受损。自上而下的雷霆反腐，到乡村这一级，常常已是江湖之远，强弩之末。

面对这一挑战，很多人试图从历史中寻找解决办法。比如，“乡绅治理”。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提出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双轨政治理论”：“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二者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塑造出一个形象而又独特的描述传统中国政治运作逻辑的‘双轨政治’模型。”

几千年封建皇族政权更迭中，“乡绅之治”在基层治理中的有效性使其始终在历史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在中国近代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中，历经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经济、社会变革，乡绅从中国基层社会中逐渐消失了。

梁漱溟评价，近代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对乡村的破坏史。而乡村的破坏史，也是一部“乡党消亡史”。

正因如此，在乡村不时爆出“村霸”、“贿选”等问题时，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目光移向历史更深处，“乡绅”这个词被重新提起。

很多人认为“乡绅”，在国家政权对基层乡村社会控制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充当了政府与乡民之间联系的重要中间角色，兼顾政府和地方利益，就地方事务为政府官员出谋划策，为维系地方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体制内权力与中国社会基层的“连接器”、“缓冲带”。

那么，中国农村的乡绅制度能重现吗？

在传统的小农生产中，一亩三分地能够维持正常生活，形成一个村落，在此基础上，形成传统的乡绅治理结构。

但现代社会中，一亩三分地的小农生产已然不足以维持工业时代的正常生活水平。也就是说，对工业时代的农业生产而言，传统乡村的人口劳动力密度太大，农村已经不足以容纳那么多劳动力，对工业而言，人口密度又太小，工业不可能深入每一个乡村，只有人走出去，趋近工业。

这都意味着，劳动力只有外流。随着人口密度不断减少，被时代摧毁的传统乡绅制度，没有了生产方式与人口密度的基础，不可能重现。

更重要的是，乡绅是建立在“熟人社会”中的一种机制，随着年轻人的外流，大量的社会关系都连接到城市中。乡村的“熟人社会”中的相互制约没有了，更多的是年轻人援引外界社会关系进行强力干涉。从这个意义上说，柔道冠军维权，指控本村村支书，正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体现。

而且，传统的“乡绅”制度，背后有传统的道德观作为支撑，但是，这些东西，随着中国农村的巨大变革，都已受到严重冲击，不复存在。实际上，马端斌所举报的村支书，某种程度上就是乡绅的另一面——一种缺乏熟人社会制约，缺乏道德观的乡绅。

从这一角度而言，解决的办法还需向前看，那就是民主与法治。实际上，顶层设计也正是如此。1998年11月14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标志着中国乡村走进了直选时代，村主任，村委会，是真正的直选。另外，各地也在试点党内基层民主直选，直选村支书。

遗憾的是，贿选、家族化、主观、短视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基层民主。对中国农村来说，民主毕竟是一个外来之物，中国农民缺乏这样的传统，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制度训练。这也就不难理解，在农村，个体要么很容易被打散，被利诱，要么被血缘等东西聚集起来。

还有一个就是外来的法治支持，尤其是上一级政府的法治支持。从这个角度，县域治理好了，基层民主才能更好发挥治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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