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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之前的一起关于正当防卫的案件，不经意间彰显了法治水位的提升，也折射了司法与舆论的良性互动。

2014年4月30日，贵州瓮安四中初三学生的陈浩瀚（当年15岁）遭遇了校园霸凌：他遭遇谩骂、脚踢、抽耳光、持刀挑衅，12小时内被殴打两次的陈浩瀚再也忍不住，置身十几个人围成的死角，他与对方的“带头人”李尚可挥刀互砍，双方各中一刀，李尚可死亡，陈浩瀚重伤。

当年，瓮安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处陈浩瀚有期徒刑八年；二审维持原判。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接受了陈浩瀚家属的申诉材料。

瓮安县公安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称：当年“正当防卫”的法律概念不清晰、相关案例不足，放到现在，这案子最多就是防卫过当，（按原结果）判不下去。瓮安县法院也表示：现在判决此案可能有不同结果。

陈浩瀚案件的申诉还有待权威部门作出处置，但是短短5年时间，“轻舟已过万重山”。

曾几何时，校园暴力、未成年人间的霸凌一直处于冰山之下，结果一段时间里，青少年之间的恶意虐待、霸凌的视频，不断挑战着社会的良知。

2016年11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将治理校园欺凌纳入国家议程。只可惜，陈浩瀚在学校里遭遇霸凌、羞辱时，当时司法政策并没有将此作为定罪量刑的重要考量依据。

今年3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作最高检工作报告时表示：成年人遇到未成年人欺凌弱小，制止无效，可以对正在施暴者进行正当防卫，不应视而不见、路过不管。

同样，正当防卫的议题也是在近两三年里进入了舆论核心议题，通过个案推动、舆论与司法机关的互动，使正当防卫标准的修订进入了快车道。

2017月3月山东“于欢案”引爆舆论场热烈争论。民意汹涌，案件最终改判。终究，“司法审判不能违背人之常情”。

去年“昆山反杀案”在引爆舆论之后，昆山检察院及时介入案件，司法机关宣布：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今年两会前夕，河北涞源反杀案、福州赵宇见义勇案都被检察院认定为正当防卫。甚至赵宇案在做出不起诉短短10多天之后，就被写进最高检的工作报告当中：“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声音回响在人民大会堂里。

可以说，对正当防卫标准个案的全民讨论，成为舆论与司法良性互动的抓手，推动着中国法治水位的提升。舆论不是司法的“假想敌”，司法专业化不意味着与“民意”大战风车。

只不过，之前《刑法》明确赋予公民的正当防卫权，被形形色色的土政策所架空，很多基层执法者在萧规曹随地办案时，却像卡夫卡小说《城堡》里所说的背对着法律的大门，忘记了初心所在。

结果，正当防卫由法定的“没有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变成“必须穷尽一切手段之后”、“能跑不跑就是有错”、“被打还手就是互殴”，层层因循，积弊日深。

这时就应打开窗户听听民间的“声音”，检查法律执行与立法初衷以及依附其上的民心，是否发生疏离？

“法官自己遇到妈妈受辱，就只能拿小本子记下来吗？”、“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像黄飞鸿那样，能够对于施暴者点到即止”、“坏蛋都杀到自己家里来了，还能不反抗吗？”、“半夜听见女邻居呼救，到底该怎么办才不违法？”……这样的话语带着民间的辣味儿，背后是社会对正义的朴素期待，也推动了司法政策的及时转向。

我们看到，近期正当防卫的标准正在悄然改变，不再止于对于社会关注的个案的纠正，也不止对舆论的被动回应，而是司法机关主动执行更合理的标准。比如，杭州市检察院对“盛春平刺死传销者案”做出正当防卫认定；宁德市霞浦县检察院对“弟弟持刀伤害哥哥一家遭反杀”的不批捕决定。

五年前，陈浩瀚刺死校园霸凌者的个案，没有享受到有关反校园霸凌、正当防卫的“司法政策红利”；反过来说，这几年来司法和舆论的良性互动，正推动中国法治水位的提升，这不是司法对民意的“迎合”，而是司法机关敢破积弊，在舆论场“实力圈粉”。

我们始终相信，舆论监督是推动中国法治进步的澎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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