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作为社会的活跃细胞和重要基础，基层的治理水平尤其是法治建设水平的高低，攸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直接影响着国家法治化进程。

这些年来，基层治理有长足进步，但不能讳言，诸多顽疾犹在，譬如，粗暴执法、公权私用、有法不依等不一而足，发达的互联网生态则全方位地将这种冲突展示在社会面前。央视网《见识》栏目刊发《基层治理观察》系列文章，多角度透视基层治理难题，推动建构更加法治化、制度化的基层生态。

今天为您刊发第二篇文章：《公权何以沦为私器》。

          公权何以沦为私器——“基层治理观察”之二                                      

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中摘录过这样一个历史现象。

清代的四川有一种流行甚广的陋规，名曰“贼开花”。官府接到失窃案件，通行做法就是，衙役们将失主邻居抓起来，指控那些家里无官、没有后台的富户窝藏贼寇，有钱人为了免受班房之苦，往往都是交钱了事，没钱的则举债赎人，恶吏们勒索足了钱财才肯放人。

从法律程序上说，还真不好挑出毛病来，因为怀疑、问询、扣押都是衙役们的权力，可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以调查之名行索贿之实。

吴思先生给这种权力取了一个名字：合法伤害权。意指某些掌握权力的人能够利用自己的管辖权，在他可以做主的范围里，以冠冕堂皇的理由给其治下的民众以伤害。

历史表面上看很遥远，但有时距离我们其实很近。诸位还记得前不久发生在湖南株洲的事吗？一女教师因罚站迟到的学生而被带入派出所，接受“调查”数小时。带走女教师的不是别人，正是被罚学生的父亲，株洲县渌口派出所副所长赵某。

你看多厉害！你罚我女儿，我就关你禁闭。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当然，这个事很快有了结果，在舆论的密集关注下，株洲县纪委监委介入调查，决定给予赵某记大过处分，免去副所长职务，并调离公安系统。

但如果不是媒体的高度聚焦，这个事结果如何还真不好说。

赵副所长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从前些年的“我爸是李刚”，到今年走红的“严书记的女儿”，再到莆田一学生家长自爆家族“权力谱”，公权力在有些人手中成了谋私的工具，一副“我的权力我做主”的架势。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那是人民赋予他的权力，应该权为民所用。但自古至今，这些大道理翻来覆去地讲，说了几千年，到了今天，依然是个问题，尤其在基层。

这背后的成因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但很关键的一条就是群众的博弈能力很弱。

还是以株洲教师被“调查”的事为例，一个副所长就可以绕过正当程序直接把人就“抓”了，老师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也只能在社交媒体上吐槽一下。因为媒体的报道才推动此事迅速得以解决，但我们都知道，这种偶然性可遇不可求。这是不正常的。

因此，除了以法治的手段对官员行使权力给予更加严密有效的规范之外，基层治理亟需完善公众的利益表达机制，畅通群众监督的法治通道，降低群众维权的成本，丰富弱势群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手段，增强弱势群体的谈判能力，才能对“有权就任性”的行为给予有效的制约，让权力回归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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