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凭什么超越了天津

来源:央视网

发布时间:2018-01-24 作者:原野

核心提示:长期以来,中国东西发展失衡问题突出,西部地区始终缺乏有力的领军者。近年来,以重庆、成都等为代表的部分城市的崛起,成为西部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带动和活跃了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形势。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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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重庆发布宏观经济数据。2017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9500.2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3%。

在此之前,另一直辖市天津已公布了去年的各项经济数据,经过挤水分后,2017年,天津GDP总量为18595.38亿元。

由此,重庆完成了对天津的超越,成为中国第5城,领跑新一线城市竞争战。

考虑到重庆的身份、位置和使命,此番山城的弯道超车意义非凡。

长期以来,中国东西发展失衡问题突出,西部地区始终缺乏有力的领军者。

近年来,以重庆、成都等为代表的部分城市的崛起,成为西部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带动和活跃了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形势。

尤其是重庆,2014年——2016三年间,有两年经济增长率名列全国首位,2016年则以微弱劣势屈居经济产值较小的西藏之后。

重庆是怎么做到的?

原因很多,无法一一详述,但以下这几点应该能引起一些城市的思考。

投资强劲 释放巨大增长潜能

在很长一段时期,投资、出口和消费被称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其中尤以投资为重,这也是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密码。

自步入经济新常态后,大部分地区投资开始乏力。相比之下,重庆却依然保持了高强度的投资规模,2013——2017年,重庆固定资产投资近75000亿元的规模,占GDP的比重超过了90%。

再横向对比一下,2013——2017年,天津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仅60000亿元的水准,远低于重庆。

这表明重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与高强度的投资驱动密不可分。

当然,话要分两头说,一方面,重庆经济增长确实还比较依赖政府主导下的投资驱动。

另一方面,重庆投资并非过去传统模式的简单复制,其涉及工商业的比重很大,另有大量“补短板”性质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在经过投融资体制改革后,民间投资日益活跃,改变了长期以来国有投资的单一格局。

抱团发展 产业集群风生水起

所谓产业集群,就是特定产业的群体集中于一定区域内,彼此之间具有分工合作关系,他们通过纵横交错的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

以汽车产业为例,搞研发的、做设计的、负责零配件的、维修的等相关企业、机构聚在一起,推动上中下游产业链集群发展,并形成抱团效应。

目前,重庆已经形成一批大体量、高能级产业集群。

以重庆的两大王牌产业汽车和电子为例。2016年,这两大产业对于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就占了一半以上。

图片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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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汽车产业,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上海、或者北京,甚至长春。

但重庆率先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年汽车产量超过300万的城市,汽车产量占了全国八分之一左右。

除此之外,重庆还前瞻性地布局了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物联网、机器人及智能装备、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及智能汽车、页岩气、节能环保等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主力产业集群。

借力打力 传统短板成为优势

和大多数西部地区一样,交通一直是山城的劣势。

缺乏开放通道、物流成本过高等问题长期是制约重庆招引外商的短板,很长一段时间,重庆的货物出口都是运到上海,再从海路发送到欧洲。

因此,物流成本常常超过了货物价值,猪肉价运出了鹿肉价。

于是,重庆就打起了铁路的主意,即通过兰渝铁路,由新疆阿拉山口出境,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鹿特丹港通达大西洋。

这就是渝新欧的雏形。

事实上,兰渝铁路一直存在。那为何通过铁路出关运输长期没有进展呢?

根本是这条线路要经过六个国家,通关繁琐,手续繁杂,“联通”看上去很美,实际上很难,绝对不是重庆一个城市能够完成的任务。

但敢想敢干的重庆却千方百计争取到相关国家部委的支持,最终开辟了渝新欧线路。

图片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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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渝新欧(重庆)物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由中国铁路、俄罗斯铁路、德国铁路、哈萨克铁路、重庆市政府“四国五方”共同组建而成。

由此,各方形成了利益分享机制,跨国线路跨国公司管理。渝新欧令重庆从一个闭塞的城市一举成为内陆开放的高地。

又如,重庆利用当地劳动力的优势,成功地放大了产业梯度拉动效应,大力招引劳动密集型产业。

因为重庆虽贵为直辖市,但下属区县大多并不发达,加之山区地形,耕地资源紧张,拥有大量农村劳动力。

2017年之前,在重庆38个区县中,有14个是国家级贫困县,去年有5个区县成功摘帽,依然还有9个没有脱贫。

重庆很好地利用了这一劳动力资源的优势,成功招凤筑巢,一方面建立了新的产业优势,另一方面又成功将很多外流人口吸引回家乡就业。

除了这“三板斧”之外,重庆还引领了近年来一系列的改革,城乡统筹、地票制度、金融改革、农民工户籍改革……这些开拓性的探索都成为重庆制度创新的标签。

与之相比,天津则略显尴尬,尽管自21世纪以来,天津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但高增长背后的深层问题也日益凸显。

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产业结构调整相对滞后,传统优势工业偏重,对冶金、石化等重工业依赖过大,新的增长动能严重不足,由此拖累了调结构、转方式的进度。

当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时,旧的产业不灵了,新的产业又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断档就不可避免。

因此,2016年时,天津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有9%,到了2017年,一下子下降到了3.6%,可谓断崖式下滑。

也正因如此,不久前结束的天津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结构偏重偏旧、新动能增长点青黄不接、资源环境难以为继、计划经济观念根深蒂固长期困扰天津经济发展。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被重庆超越还不是最坏的结果,它至少为天津敲响了警钟。因为后面的成都、杭州等同样势头正猛。

所以,天津该奋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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