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某家属将林某的遗体接回家中

又是一起残忍的未成年人行凶的案件。

福建省仙游金石中学的九年级11班学生颜某霖，因为同班学生林某怡不肯给他代做作业，竟然手拿着弹簧刀刺向了她的脖子，致其惨死。目前，颜某霖已被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近几年，随着自媒体的发达，视频传播的发展，太多的未成年人之间的暴力、霸凌个案，拨弄到社会的敏感神经；一些极端的未成年人暴力杀人、伤害案，满满的是青涩的阴毒和冷血，让人心头发凉。

而每每发生未成年人行凶案后，总有一种舆论指向《未成年人保护法》，指责法律保护了年轻“人渣”，成为未成年人行凶逍遥法外的挡箭牌，强烈要求“严刑峻法”。这很大程度上是个误读。

首先，未成年人的刑事标准年龄是由《刑法》规定的，而不是由《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后者不能当背锅侠。

未成年人犯罪也不是以讹传讹的那样，“只要不满18岁，就不用负刑事责任”。我国《刑法》规定了2档刑事责任年龄：不满14周岁，绝对不承担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只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死、致重伤等承担刑事责任。不满18周岁刑事犯罪的，应当从轻、减轻刑事处罚，且不适用死刑。

显然，年满16周岁就要承担刑责，年满14周岁就要对故意杀人等严重犯罪承担刑责。

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会对刑事标准年龄做出必要限制，对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做出必要的从轻、减轻的规定，这符合对未成年人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也符合未成年人的成长基本规律。指望未成年人和成年人适用同样的行事规则，本身就是一种不成熟的想法。

但是，近年来，公众的基本感受是，很多个案中未成年人成了“小霸王”，无法无天、法律奈何不了他们，所以很多人集体无意识地将矛头指向了《未成年人保护法》。

其实，中国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被不少人讥为“重保护，轻处罚”。这主要源于中国跨越式的法治进程中，不同法治发展阶段的问题被压缩在一起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尚未充分承担“保护”职能的时候，就面临“袒护”的质疑。

一方面，中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历史欠账太多，有待健全。比如，去年发生的南京南站“猥亵幼女案”，侵害人段某某作为“熟人”当众抠摸一个10岁女孩胸部，从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到社会防性侵意识的红线都是白茫茫一片。

又如，早在1980年代就被写入《民法通则》的撤销监护人制度，之前因为没有配套措施，也长期“空转”，直到近年才开始正式落地。所以要清醒认识到，中国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整体还处于落后的局面，而不是“保护过头”。

另一方面，现行的一些涉及未成年人的司法制度确有“微调”必要，让未成年人知道法律的严肃性。

首先，对于校园暴力、未成年人之间霸凌的治理，要提到国家议程上，强化为政策措施。就在三四年前，中国社会还对校园暴力整体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但是太多的校园霸凌个案以及相关血腥视频，让公众不得不正视这些“血色青春”。特别是之前中国小留学生在美国施暴，被处以重刑等个案，给国人上了一堂法治课。

其次，针对具体个案做出必要微调，既要体现保护的基本原则，也要针对极端案件中劣迹斑斑、毫无悔改，罪行极其严重的未成年被告人，下决心做出严惩，不能姑息。

山东已经有过类似的判例，2013年，东营市年仅14岁的警校学员扈强，仅仅因为琐事就用刀捅死了同学，并淡定离开，而之前他已涉及另一起故意伤害案，在被法院一审判处17年有期徒刑之后，检察院毅然抗诉，法院终审判出无期徒刑的顶格重刑。

尽管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家庭、社会等多方面共同施力，但完善有力的法律制度才是最大化避免校园悲剧的基础和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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