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名女子被一杯盖子突然脱落的星巴克咖啡严重烫伤，陪审团要求这家连锁咖啡巨头赔偿10万美元（约合68.8万元人民币）。

据悉，受害者的大腿和腹部被190华氏度（87.8摄氏度）的咖啡烫伤，按照原告律师的说法，系一度和二度烫伤，留下永久疤痕。

陪审团刚刚认定，星巴克应当为这起事件承担80%的责任，应向原告赔付1.5492万美元医药费、8.5万美元精神损失费，而受害者购买的这杯咖啡价值2.5美元。

我们经常会从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报道，在美国，受到伤害的消费者将侵权企业告上法庭，获得超出想象的巨额赔偿。很多人常常不由得会生出羡慕之情，一边感叹“米国”消费者强势，一边抱怨国内对不良企业“心太软”。

最近比较著名的案例就是一名亚裔男子在美联航遭到殴打，受害者提起了诉讼，最后双方达成和解，据媒体报道，美联航的赔偿金是一个天价数字。在社交网络，国内网民满是“我要坐美联航，求打”、“现在去挨打还来得及吗”这样的留言。

事实真是如此吗？

我们先从一个另一起更加知名咖啡烫伤案说起，案件发生在1992年2月，新墨西哥州79岁的老太太斯黛拉·莉柏克麦当劳“汽车通过窗口 ”买了一杯麦咖啡，当时售价为49美分。在往热的麦咖啡里添加砂糖和奶球时失手，将整杯滚烫的咖啡倒翻，造成两腿间严重烫伤。

斯黛拉·莉柏克认为麦当劳对于咖啡过热没有尽到必要的提醒义务，同时也对麦当劳事后漫不经心的态度不满，遂将之告上法庭，法院判处麦当劳一次性20万美元的赔偿。

除此之外，陪审团还要求被告偿付原告二百七十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双方都不服，上诉到高级法院，最后主审法官将“惩罚性赔偿”金额由二百七十万调整至四十八万美元。

即使如此，在1992年，这样的赔偿数字也是一笔巨款，但媒体大篇幅报道这一个案时，另外一个数字却被忽视了。在此案之前，麦当劳投诉部门接到和处理的类似烫伤投诉有几百起，除了较真的斯黛拉·莉柏克之外，其余都是象征性的微小赔偿了事甚至没有赔偿。

美国司法部上世纪90年代也曾有过类似的统计，在75个县的762000个侵权案件分析中，原告胜诉的案件仅一半， 并且只是在 6 % 的案件中，原告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是成功的， 这些案件中也只有10 %的赔偿金给了原告。 

由此可见，媒体的报道尤其是对巨额赔偿金的渲染显然夸大了个案的影响力，实际上，类似的判决在美国只是少数。

但是，美国对侵权行为这种“惩罚性赔偿”制度确有不少地方值得深思。顾名思义，惩罚性赔偿是指在补偿性赔偿或名义上的赔偿之外，为惩罚侵权者的恶劣行为并阻止类似行为再次发生而给予的赔偿。

这是英美法律体系中的独特的救济措施，与其说是判决一笔钱弥补受害者的损失，不如说是对侵权者的惩罚和威慑。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惩罚性赔偿通过给不法行为人增加经济上的负担使其为自己的不法行为付出一定的代价， 这就可以促使行为人采取较为安全的措施以防止损害的发生或者将事故发生的危险降到最低的程度。

尤其是对滥用权力的大公司，惩罚性赔偿是“强制性的教训”。而且，因为一般情况下，受害人获得赔偿的数额与其因提起诉讼而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极不相称， 惩罚性赔偿可以在利益上形成一种使受害人提起诉讼的激励机制，以鼓励受害人为获得赔偿金而提起诉讼，揭露不法行为并对不法行予以遏制，这也有利于阻吓未来潜在的危险和不法行为。

当然，这一制度也备受争议，包括在美国。主要的理由是可能导致私人的滥诉，并阻碍经济的发展和创新。对于一些规模不大的企业来说，这种天价赔偿无异于宣判了企业的死刑，对于大公司来说，“意外的损失”最终也要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尽管如此，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积极意义更大。因为我们对于假冒伪劣等不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远远不足，违法成本较低是造成当下中国食品安全突发、产品质量问题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中国也有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收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食品安全法》中也有规定，消费者除要求损害赔偿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但我国惩罚性赔偿规定的赔偿数额较低，适用的范围也较窄，难以起到威慑的效果。因此，借鉴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更有力地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具有极为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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