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位公开的AIDS女生朱利亚：梦想重新快乐 |  |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6年11月23日 13:57 来源：
AIDS--你带我远离青春校园去流浪
人物周刊：你在外语系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
朱力亚：大二的时候就是外语系培训部的部长。我很自强。我感谢这个社会，让我有上大学的机会，还有很多其他孩子没有这个机会。发现携带病毒后，我不得不远离学校，寻找到目前这份工作。
人物周刊，一年来，你试图返回学校上课吗？学校有过拒绝的行为吗？
朱力亚：2004年8月的时候，我尽量对学校表现出我已经好了，我要返回学校了，但当时校领导用一个极没有说服力的理由拒绝了我。当时，我觉得我比任何人都有资格选择自杀。我深爱了两年的人走了，把痛苦和绝望留给了我。学校却毫不留情地把面对巨大压力和众多困难的“问题人”逼进了复杂的社会。
你让我到哪里去？我能到哪里去呢？在学校里我有一个环境可以依赖一下，让我稍微调节一下。
我真是手足无措，没有人能帮助我。我仅仅是一个病人，甚至应该比肝炎病人更让人感到安全。我看到，这个知识分子成千上万的校园，竟然在艾滋病常识普及的今天，做出了让我惊讶的决定。他们不能、也没有权力把我赶出校园，我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不能因为我携带病毒，而让我流浪四方。为什么对年轻人这么不宽容，凭什么剥夺我在大学校园的自由？
人物周刊：老师是如何看待你的异变的？
朱力亚：2004年4月3日下午，系党支部书记在一个很大的办公室和我谈话，空气安静得让我不安。他绕了很大很大的圈子，一直谈到晚上。他问我万圣节过得怎样，问我是不是有一个外国男朋友。最后他就问我到什么程度了，有没有发生关系，我说没有。他说，你知不知道，他已经到了艾滋病晚期？他也已经看出来了。他哭了。我看出来，老师是爱护自己的学生的。
老师问我，难道不恨他吗？我说如果人的头脑里都是仇恨多痛苦呀，多想想爱的话心里会好受一些。恨对此刻的我还有什么意义？我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时间比较有限，哪里还有时间去恨？
人物周刊：学校如临大敌来对待你，不想承担有一个AIDS女生的负担吗？
朱力亚：我就说，就我个人和集体来比的话，哪个重要？学校可以掂量掂量。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威胁他们。我有言论自由，我可以谈我的想法提出我的要求，你当然也可以拒绝，我至少可以把我内心的东西说出来的。感谢慈祥的桂希恩教授、政府官员和疾病控制中心、甚至学校的各方努力，至少现在学校没有明确地把我赶出来，保留了名分。
我对学校感情复杂，它是我的大学，我爱它。如果他们足够理智、大度、理解，感染HIV病毒的我，是不会让他们蒙羞的，他们善待我，只会让他们得到尊敬。
人物周刊：你从老师和同学视野中突然消失了，他们怎么想？
朱力亚：他们都以为我出国了。我这个人有点离奇，做什么他们都不会怀疑。我在学校还是很风光，很popular(受欢迎)。每天早上6点钟就起来在校园里头看英语呀，很精神，有时候课不多就出去逛逛街。学习也没有耽误，工作还有恋爱都是齐头并进。我曾经是预备党员。当时有12个预备党员，我就对老师说学生太水。我说他们的思想汇报都是网上下载的，这能够说是合格的党员吗？因为感染后，我也不可能再入党了。党章并没有说，你有HIV，就不许你入党。其实我在心里，已经自认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人物周刊：你在大学有好朋友，一旦他们知道你是感染者，你能想象他们的反应吗？
朱力亚：我一直没想过要告诉他们。万一他们有一天通过别的途径知道后，他们还是会恐惧。他们会想起和我在一起的细节，我希望他们会回忆到我在细节上保护他们。比如吃饭。我从不在他们那边夹菜，吃得很少很少。也假装自己吃饱了。和他们一起，我很痛苦。我不能伤害他们的感受。
我希望他们看了报道后，相信我话之诚，我言之善。他们永远不会从我身上感染到HIV。我还想请他们原谅我：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他们，是不想失去这个世界上我为数不多的朋友。
恐慌，是我们的社会造成的。社会必须承担这个责任而没有理由推脱。
人物周刊：你和别人一样，不敢说一句真话。撒谎是你保护自己的武器。
朱力亚：我戴着面罩，把痛苦埋得很深很深，不让别人看到。
我经常和爸妈打电话，问他们的情况，撒娇、把我最快乐的事情告诉他们。如果没有，就编一些快乐的事情给他们听。我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在他们心目中，我过得好，赚钱多，他们就开心了。但在家里怕他们发现我身心的变化。
这样保护自己很难受，不断地用一句话来圆另一句话，自己成了一个撒谎的专家和欺骗的高手，可以做高级演员了。撒谎可耻，但我们的社会还没有真正学会如何对待一个病毒感染者。我很痛苦，但表面还装出很愉快的样子。当学校通知我父母到学校，我对父母撒谎的时候，心很碎。我必须要欺骗他们，因为这是中国。我的父亲不是曼德拉总统，我不是曼德拉的艾滋病儿子。
是时候了。现在我全部告诉别人我的故事。我要卸下伪装的重担。
人物周刊：如果这种事越来越多，会不会有更多的学生遭受你的遭遇？
朱力亚：我争取受教育的权利，也是为其他人在争取权利。在当地高校，就我知道，已经有几个感染HIV病毒的女大学生。我曾经试着找到她们，但她们全部人间蒸发了。
艾滋病，它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普遍的流行病，而不是只局限于某一个群体。我是爸爸妈妈的女儿，其他孩子也是爸爸妈妈的孩子。
人物周刊：如果你想给中国大学生、年轻人说话，你最想说什么？
朱力亚：我感染HIV病毒，整个行为并没有出格，和中国的道德观没有冲突。其实归根到底，造成今天悲剧的原因来自多方面，首先，国家的医疗体制不完善，对留学生入境检查不全面。其次，那所大学应该承担所有责任，据说，这个学生是因校方疏忽而没有做检查。
我最想说的是，谈恋爱我不反对，但一定要把握住自己。希望全国的大学生兄弟姐妹，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性行为。
我想告诉中国的年轻人，中国的性开放已经20年了，该收了，我们也该清醒了。传统还是美好的。作为年轻人有权支配自己的身体和情感，这并没有错。可以愉悦，但要安全第一。
校长2004年9月和我对话说，你不要自责，大学生现在很多同居的，也不是少数，有性行为的很多，你运气不好。我听了很感动的。
公开自己之后，我有个梦想，再回到校园，给学生演讲，毕竟学校是中国最宽容的环境。我想警告他们，如果不小心，那么我可能就是他们梦魇般的未来。还有一个最大的理由，大学永远是我安全的港湾。我希望大学校园是我甜蜜的梦呓，陪伴我，到我离开世界。
经历了一年痛苦的朱，得到了许多人的精神帮助，桂希恩教授、湖北省和武汉市疾病控制中心，在朱力亚深陷痛苦的时候，给予不同类型的帮助。朱力亚还到河南文楼，去看被疾病折磨的农民，帮助一些艾滋病孤儿联系美国的一些基金会，申请救助。朱力亚看起来似乎准备好了自己剩下的时间里的日程表。尽管，痛苦时时地、不断地缠绕着她。2005年5月17日，朱力亚从河南文楼再次打电话，真切地说：“我真的很烦，真的……”
不论如何，艾滋病的影子让她无法真正快乐。所幸的是，朱力亚的故事打动了一个国际上致力于防治AIDS宣传的机构，她正在走进他们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