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奉献不是索取--记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下)

　　他有点“土”,到哪里都是一件上世纪60年代的涤卡呢蓝装,连件像样的西装都没有;

　　他有点“傻”,嫌自己的工资高,连续打报告要求减工资;八九十岁了还不知道享福,每天就知道看书，学习。

　　他还有点“愣”,不喝酒,一次打赌竟也能把十几年的烟瘾戒掉。

　　吴大观,让人有些“费解”,更让人肃然起敬。

　　特殊党费能坚持交46年

　　1955年,吴大观的工资是273元,比吴大观所在的沈阳410厂厂长的工资高,那时普通工人的工资就二三十元,这让吴大观很不安。

　　于是吴大观就打了第一次“降薪”申请,要求把自己的工资减一减:要不然就脱离群众了,这可是个原则问题。

　　厂里说:“老吴啊,你把工作做好就行。减工资?没有这个规定。”

　　1961年,吴大观调任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技术副所长,他第二次向当时的政委王振乾打报告,要求减工资。

　　“你好好学习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工作,工资不能减。”王振乾说着,送了一本新的《毛泽东选集》精装本给他。

　　但吴大观最终还是想出了办法:缴纳特殊党费!这一交,就是46年!

　　1970年,从“文革”中平反了的吴大观一拿到组织补发的6000元工资,立刻取出其中的4000元交了党费。据统计,46年间,吴大观共缴纳特殊党费21.2万元,救灾、济贫、助学捐款共计9.3万元;两项合计30.4万元,约占其工资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对此,吴大观有自己的理由:“党给我的够多了,我享受的待遇已经够高了。我扪心自问:‘你做了多少工作?到现在发动机还拖着飞机的后腿呢!你这一生怎么做的呢?’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我一定要交这个党费。另外,我们国家还穷啊,我自己是从旧中国过来的,过惯了穷日子,现在国家需要钱的地方还多,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要响应党的号召,节约、节省,我们国家还不富裕,既然你是名中国人,就要分担中国社会的责任。”

　　出国的西服是借来的

　　吴大观对他人很慷慨,对自己却很“抠门”。从1982年起,他

　　就住在一栋建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三层小楼里,住顶楼。后来单位考虑他年纪太大,多次要他搬到一楼,但都被他拒绝了。

　　当记者走进这个最能展现一个人内心的私人世界时,惊诧于它的简陋:水泥地面,白灰墙,家具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老家具。不大的客厅里,唯一能吸引眼球的就是一台21英寸电视机。并排的两个黑色沙发已经磨出了白边,显得斑驳而破旧;对面的布沙发的腿已经断了两根,用几块砖头垫着,一坐上去直往下陷。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小小的折叠方桌——这既是吴老一家的饭桌,也是吴老每天学习的书桌,每天早上8点,吴老就会准时把书铺在这张方桌上开始一天的学习。

　　在吴大观家里,几乎每件东西都带着深深的历史痕迹:铁皮暖壶,从西安带到北京,用了至少20年了;磨得尖细了的火钳,是从沈阳带到西安,又从西安带到北京的,用了至少有30年了;那个掉漆的旧衣柜,是用搬家时的包装箱拆下的木板打造的……

　　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像吴老这样的喝过“洋墨水”的老专家,居然连件像样的西装都没有。无论是国家领导人接见,还是参加“两会”,吴老穿的都是这样一件上个世纪60年代那种四个兜的涤卡呢蓝色上装。衣服早已洗的发白,袖口也早已经磨坏。但他还打趣说:“它磨它的,不磨我身体就行”。

　　知情人告诉记者,其实吴老也有穿西装的时候,只不过是借来的。

　　西航的老专家金理斌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78年他到英国参加某机接受工作。不久吴大观也来到了英国。令金理斌惊讶不已的是,吴老第一天到驻地就找他,向他讨要针线缝补出国前借来的西装裤子。“我当时的工资才58元,老人家另交的一百元特殊党费比我工资还高,居然连自己的西装也没有?”

　　吴大观却说:“人生是奉献,不是索取。我们这一代人只能过艰苦生活,只有我们过艰苦的生活,我们的后代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吴大观对“利”看的轻,对“名”看的也淡。

　　已经退休的西航老专家韦龙庚,岳父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按规定没法出国接受培训。正当韦龙庚以为没有希望时,他却在1979年赶上了出国的末班车。其中的原因何在,韦龙庚一直没弄明白。直到十几年后,韦龙庚才从一位退休的老领导那里得知,是吴大观在党委会上力保的他。“吴老从来没有跟我讲起过这个。”韦龙庚感慨地说。

　　自有一种精神支撑着他

　　随着年龄的增大,吴大观行走越来越不便,但每次党支部会议他都坚持要参加。

　　“我跟老吴讲,你年龄太大,就不用来开党支部会了,会议精神我另外单独给你传达就是。但他不听,每次让保姆扶着,拄着拐杖咚咚地就来了。”吴大观所在党支部的支部书记陈一林说。

　　在吴大观病重期间,经常吃不下饭去。华国就让陈一林劝劝他:“老陈啊,你劝劝他。他就听党组织的话。”

　　“今天我是代表党组织来和你谈话,你要吃饭。”陈一林“命令”道。

　　在陈一林的劝说下,吴大观果然开始吃饭了。过了两天后,他对陈一林说:“老陈啊,我实在是吃不下啊……”

　　在吴大观癌症晚期住院后,中航工业集团领导指示:要尽全力延长吴老的生命,送他到最好的医院接受最好的治疗。然而,吴大观却拒绝了。他坚持在集团自己的医院——航空中心医院治疗,并一再拒绝使用昂贵的进口药品。“中国药就够好了,不要为我这种治不好的病浪费国家的钱。”

　　“每当吴老从昏迷和熟睡中醒来,发现正在给他静脉注射进口药品,他总是挣扎着起身把针头拔掉……”主管护士黄丽忠含着泪说。

　　“我相信你们,会诊就不用了。”当听医生说要请外面医院的专家对他会诊时,他再次拒绝。

　　在医生和护士的眼里,吴大观就是个平和的普通老人,没有一点架子,对护士们说的最多的是“谢谢,麻烦你们了”;在护工的眼里,他是个特别能替人着想的老大爷:为了让护工多睡一会儿,每天早上天亮以后,他就一次两次地自己爬起来;每天中午,他会亲自给护工订最好的饭……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以人为本’,我以为,这个‘人’不是指‘我’,是指‘你’,是指‘他人’,每做一次事情,要首先为别人着想,要帮助人。”吴大观说。

　　就医期间,他始终坚持学习。每天从早上八点起读报纸、看杂志,病房里的电视机却从来没有打开过。“有一次他问我,你看了温总理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了么?”航空中心医院干部保健科主任李炜医生回忆说,吴老伸出大拇指,连连说好。

　　人们说,从吴大观身上,你能看到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有着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又有着与时俱进的胸襟。人们说,这种精神,来自他小时候在舅舅家看到的“传家有道唯忠厚,处世无奇但率真”;来自他在流亡时记住的雨果名言——“人生是奉献,不是索取”;来自上大学时,他从甘守清贫、爱国奉献的老师们身上看到的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来自他在解放区看到的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吴老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党的纲领与他的价值理想是一致的。”吴大观的同事师元光如是评价。

责编：赵德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