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献给"中国心":记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上)

　　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通常是与自己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对真理的执著追求,会成为他创造奇迹的不竭动力。——题记

　　在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史上,深深镌刻着一个大写的名字——吴大观。这位我国航空发动机科研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在自己93年的风雨人生中,为了中国战机能够装上强健的“中国心”,把自己的满腔忠诚和聪明才智,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哺育他的伟大国家和民族,一生无悔。“什么时候拿出我们的产品来献给党”

　　“什么时候拿出我们的产品来献给党?”在标着“1962年12月-1963年6月”的工作笔记扉页上,吴大观用红笔写着这样一句话,仿宋体,工工整整。

　　几十年过去了,字迹如新,感情如旧——那是吴大观的心声,也是一代人的心声。

　　出生于1916年的吴大观,像那个时代的无数爱国知识分子一样,感受过“落后就要挨打”的伤痛,遭受过学成归国却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迷茫,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当家做主人的喜悦。“祖国的航空事业,祖国的繁荣昌盛全靠共产党的领导,我要为它而献身”。他说。

　　1949年11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忠诚和信仰从此成为他一生的注解。

　　“不研制出发动机,我死不瞑目。”吴大观暗暗下定决心。

　　1958年7月26日,星期六,沈阳飞机厂机场。

　　随着一架崭新的飞机呼啸着冲向蓝天,人群一下子沸腾了——装配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型喷气发动机喷发1A的歼教-1飞机首飞成功!

　　这一刻,来之殊为不易。

　　军用航空发动机,战机的心脏。即便现在,能制造飞机的国家不少,能独立研制发展航空发动机的国家,一个巴掌就能数过来。

　　1956年11月,满怀“航空报国”豪情的吴大观在沈阳一个叫“黎明”的工厂装配车间里,带着60个战友开始了追寻新中国航空发动机“黎明”的征程。这一年是新中国科学史上的第一个“春天”: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到处生机勃勃。

　　万事开头难,到底怎样设计发动机?吴大观苦苦思索。

　　调人手、改设备、找资料……众多难题,错综复杂,但最让吴大观伤头疼的是没有实验设备。

　　涡喷1A发动机虽然以涡喷5为原准机进行缩型,可以省去一些部件实验,但有些重要部件仍需经过试验才能研制,否则,断无成功可能!

　　这其中,最需要的是火焰筒单管试验器和叶栅吹风试验器——缩型后,火焰筒还能否点着火、涡轮叶片还能否达到设计功率?这些要害问题,都需要试验来解答。

　　当一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时,他就有了创造奇迹的动力。对党的爱,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就是吴大观和他战友们最大的动力源泉。

　　“当时确实是凭一股子热情来干工作。”吴大观说。

　　为了研制实验设备,吴大观把从美国带回来的6真空管长短波收音机供技术员拆装练习;把从苏联买回来的幻灯机供他们对判读照相底片,以提高压力测量的精度……

　　一次次实验、一次次分析……终于造出了实验设备,确保了发动机研制成功。

　　然而,涡喷1A命途多舛,虽已诞生,却未能成年——由于当时对其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在试飞成功后没能及时安排生产任务,最终没能实现设计定型,成为一大遗憾。“但也为新机研制闯出了一条路子。”

　　重视实验,就是其中一方面。

　　1961年,吴大观和将军所长刘苏等人一起负责组建沈阳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所。

　　首次建所,困难重重。

　　吴大观和所领导一班人,运筹着、规划着。从所区的布局、试验基地的建设、研究室的设置、干部的使用、人员招揽和安排到职工的衣食住行,样样都在考虑和操作之中……

　　作为技术“舵手”,吴大观考虑最多的是科研室的设置和科研试验手段的建设。

　　按照常规,科研室一般按照发动机总体和部件设置研究室,如总体研究室,燃烧研究室等。但吴大观提出,除此之外,还应设置实验设备研究室和测试实验研究室。

　　“这两个研究室的设立是吴大观最突出的开创性业绩之一。”中航工业科技委原副主任张池评价说。在吴大观的努力下,研究所还建成我国第一个初具规模的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组织设计和建造了新中国第一批试验设备。这些试验基础条件和手段的建设,不仅对当时的型号研制,而且对后来的型号研制,包括“昆仑”和“太行”发动机的研制,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发动机要发展,必须依靠这样的实验设备,它是航空发动机最根本的基础建设。”张池强调:“这体现了吴老高瞻远瞩的智慧。”“要坚持自主创新,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2005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型大推力涡扇发动机——“太行”实现设计定型,标志中国航空发动机行业完成了由仿制、测绘仿制向自主研制、自行发展的转变过程,中国战机从此将实现第二代机到而第三代机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