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达观老人的航空报国梦

    “组织上为我做了太多，我做得太少了”

    在很多老同志的眼中，吴大观都是一个平易近人、毫不摆架子的老头。在吴老的自传里有这样的一段记述：从小在舅舅家宅院门上看到的一副对联，影响了我的一生。上联是“传家有到唯忠厚”，下联是“处世无奇但率真”。

    60年代困难时期，吴大观作为二级专家有专门的供应券可以到沈阳市里吃饭，虽然他也因为缺乏营养而身体浮肿，但他一次也没有去过。到北京探望吴老的“昆仑”发动机总设师严成忠曾亲眼看到吴老将一碗没有卤的面条呼呼几口吃完，就匆匆赶到办公室。在北京的家里，吴大观甚至没有像样的家具，就连卧室里的老式组合柜还是用当年从西安搬到北京时装行李的包装板打制成的。

    而就是这样一位简朴的老人，却在60年代作为专家有200多元工资的情况下两次主动申请降工资，在申请未获批准后，他便拿出一部分工资作为党费上交。从1963年起，他每月多交100元党费。有人问他问什么那么傻，他说：“我们国家穷、困难多，多交党费心里踏实。”在厂里和职工一起吃食堂、穿胶鞋，听说谁家困难就拿钱贴补。1971年，他补发了“文革”期间欠发的6000元工资，随即便把4000元当作自己的党费交给了组织。

    “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电影《悲惨世界》里的这句台词，影响了吴老一生。46年来，吴老坚持每年除正常缴纳党费外，在自己工资收入和离休金都不高的情况下，多次上缴“特殊党费”，金额累计达111000元。临终前，作为一名老党员最后的心愿，吴老又一次性交出10万元“大额党费”。此外还为“希望工程”、灾区捐款累计9万多元。

    就是这样两位省吃俭用的老人，几十年如一日缴出巨额党费和巨额捐赠时，一点都没有犹豫。吴老说：“建国初期国家一穷而白，百废待兴。我的工资那样高，脱离群众，为表心意，多缴党费。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为了国防急需；改革开放30年，我国还有1400万贫困人口；进入21世纪，与某些国家相比，我国底子薄、科技落后，多缴党费，是一名共产党员分内的事。”

1986年，70岁的吴大观在航空工业部科技委办公室。（资料图）

    “好药不要浪费了”

    在2008年底的一次体检中，吴老被检查出肝脏有肿块，怀疑是转移性肿瘤。对自己身体状况了如指掌的吴老没有去医院治疗，希望不惊动大家，平安地离世。直到今年2月18日才在无法坚持的情况下住进医院。住院期间，吴老多次拒绝了组织上安排的转院和专家会诊，也拒绝使用进口药。只要是在清醒的状况下，他就拒绝治疗，甚至拔下针管。他一再对医护人员说：“组织上为我做了太多，我做得太少了，我这辈子已经知足了，好药不要浪费了。”

    住院期间，吴老坚持读书看报做笔记，每次有同事探望，吴老都要从床上挣扎着坐起来，拱手对大家说：“耽误大家的时间来看我，真是对不住了。”他一直对探访者说：“我干了一辈子航空，但遗憾的是航空发动机我们一直没有走出自己的路，一定要把基础打好。我这辈子做得事情太少了，耽误的时间太多了，你们一定要坚持做下去。”直到临终前顾诵芬院士去医院探望，已经无法大声说话的吴老，还在顾老的耳边用力地说：“一定要对发动机继续研究，要敢说真话、做实事，把航空事业搞上去！”

    2009年3月18日，吴大观病逝。遵照本人意愿，丧事一切从简，不向组织提要求，交10万元党费。

    “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就在吴老住院当天，他还像往常那样，为风风雨雨走过67年的老伴儿削好了梨、因为老伴儿有慢性支气管炎，吃梨是多年的老习惯；他还像往常那样，让吃过早饭的老伴儿先擦了一把脸，自己再就着那盆水洗了脸。在94岁的老伴儿华国老人眼中，吴大观还是当年那个又高又帅的小伙子，“要不我怎么能跟了他呢。”不忍打搅，不忍触碰，因为每一次回忆都会让老人心痛。

    在外孙女的眼中，吴老是那个只陪自己放过一次风筝的外公。1982年，女婿给外孙女带回来一个风筝，6岁的外孙女吵着要外公带自己去放风筝。于是，在家旁边的空地上，外公第一次那么悠闲地和孩子一起玩耍。要知道，小时候即使走路走累了要外公抱，他也只是对孩子说一声“再探”就继续赶路（京剧里小兵向统帅“报”军情，统帅会喊一声“再探”）。只放了一会儿风筝，外公就催促孩子回家，因为吃过晚饭还要去办公室工作。回家的路上，外孙女问外公什么时候还能再出来放风筝，外公微笑着说：“等我不用再工作的时候。”谁知，这个诺言他再也没有兑现。

    在家人看来，吴老没有高官，没有厚禄，子孙也没有沾他的福，沾他的光，他坦然一生，淡然一生....他无愧，家人也无愧！他的一生，很幸福！

    吴老80岁寿辰的时候，外孙女送外公一副字：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她说起码在她心里，外公配得上这八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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