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问广州频发跳桥事件：真正仲裁者总在缺位

　　导演“跳楼讨薪”让章俊在民工圈子里出了名，他总结说：记者来了，次次都成功；记者不来，次次都失败

　　文/王婧(发自武汉)

　　他一会儿姓张，一会儿姓李。但自从当地媒体用头版篇幅报道他“导演跳楼秀”之后，圈子里的朋友都开玩笑地叫他“李导演”。

　　见到记者的第一时间，章俊(化名)就伸出布满老茧的双手，抱怨地说：“你看我的手，我也是农民工，也要做事，我怎么可能是导演呢？导演有这样的手吗？”

　　走投无路

　　章俊第一次走绝路是在2007年底，当时，两年前的3万余元工钱仍然没有讨回。

　　虽然是泥工出身，和几个工友一起爬到武汉中南路一栋20层高的楼上，章俊还是一阵眩晕。

　　站在楼顶，他觉得自己特别无能。这笔钱，他已经讨了快两年。

　　1995年，章俊从孝感来到了武汉。当了两年厨师之后他开始转行做泥工，然后辗转了大半个中国。2004年，章俊觉得带班能挣钱，就从老家邀约了20名老乡到武汉做事，一直到现在。

　　他没想到，到2006年结账时，他手下民工的工资已经被上一级的“大包”拿去赌博了。“大包”告诉他，到年关就会有钱，过小年的时候给。然而等到小年，章俊再给“大包”打电话，对方的手机已经关机。

　　因为害怕面对那些曾经一起做事的老乡，这一年，章俊没有回家过年。

　　此后一年时间，章俊就在不停地找“大包”要钱，每次讨回一点点。

　　眼见着又是一年年关，章俊仍然有3万余元的钱没有讨回。他不再相信“到年关就会有钱”的话。他已决定，“讨不到钱，就跳楼算了”。

　　2007年，妻子也跟他离婚了，无钱、无房，俨然光棍一条。女儿由妻子抚养——女儿长到4岁，陪她的时间，总共不超过两个月。妻离子散，他觉得自己很没用。

　　章俊看见楼下围观的人群在慢慢聚集，他在20层楼的楼顶上，给110拨了电话。

　　民警很快赶到现场，让他有什么事情，下来再说。但章俊坚持着，拿不到钱，坚决不下来。他甚至慢慢坐到更加危险的地方。低头看，下面已经铺好了气垫，但他不知道，如果真的跳下去，能不能跳到气垫上。毕竟，这是20层，太高了。

　　欠钱的“大包”最终出现了，当场结清了他们的欠款。

　　从楼顶下来的时候，章俊颇多感慨。此前为了讨回这笔钱，他找过武汉市劳动局，市劳动局回复，让他找区劳动局。他又去了区劳动局，区劳动局回复说，他应该去找到这个“大包”，当然，还可以上法院告他。

　　章俊找不到“大包”，即使找到了，去法院告状，把钱讨回来，也要好几个月，回家过年的愿望就会泡汤。此外，章俊很清楚，这笔钱，如果再拖几个月，就已经过了法律上的民事诉讼两年的有效期。那时候，即便是打官司，也很难解决问题了。

　　章俊没有想到，用以死相逼的方式居然能够成功地讨到这笔钱，而且是当场解决问题。这显然比找劳动部门和法院来得更快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