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问广州频发跳桥事件：真正仲裁者总在缺位

　　讨薪之路

　　傅家坡“跳楼”事件让章俊在农民工圈子里出名了。不管怎样，他成功地实现了在别人看来不可能实现的讨薪之路。并且，带着钱，回家过年了。

　　于是，他的新生活开始了，他有了一个26岁的新女友，在新女友眼中，他聪明、善良、乐于助人。

　　但他仍然住在那间潮湿的小房子里，只有8平米，没有地方晾衣服，也没有单独的洗手间。一个月130元房租，加水电费一共150元。他说，“我也是靠打工赚钱啊，又不是专门跳楼讨钱的。”

　　只是来这间小屋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了。从这些人口中，章俊掌握到的信息是——“武汉跑账的老板至少有十几个，加起来欠的账至少有五六百万。”他喜欢结交农民工朋友，他说，“假如有一天，我还可以东山再起的话，还可以叫这些朋友过来帮忙。”

　　这些农民工朋友常常会遇到和章俊相同的问题——要不到钱。尤其像他这样的“小包”，就更难做了，他们上有“大包”，下有农民工兄弟。老板卷钱跑了，农民工兄弟又不能不吃饭。

　　记者了解到，早在2005年5月，武汉市清欠办就规定，“农民工工资将直接发放到本人，并且按月结算。施工企业如有隐瞒事实或有意克扣工资者，处以2000～20000元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但在章俊看来，建筑行业的层层转包的深层次问题，不是一个行政命令就可以解决的。“很多农民工对包工头都很信任，连欠条都不打。”而这也成为日后维权异常艰难的原因。

　　章俊“不得不”又“导演”了几次“跳楼讨薪”。他总结出的程序是：首先，去找欠账公司，了解情况。其次，挑选合适的日子，最好是节假日之前。然后，召集讨钱的人，声势越大越好。地点是不用挑选的，谁欠钱就到那个楼上跳。只有这样，公司才会出面，便于现场解决问题。

　　最后，是现场的分工协作，几个人去跳楼，最好不少于5人；其余的人在楼下接应，偶尔还会打出标语。

　　然后，找人给媒体、劳动局打电话，有时给110打电话。

　　另外，他还找到了一个更高效的手段，直接给市长热线打电话。

　　章俊说，站在地上的感觉和站在楼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会为楼顶上的兄弟们担心，不让他们搞得太危险；他也只给媒体打电话，不再亲自拨打110，因为他怕自己违法被抓走。

　　他甚至开始预计后果——在半个月之前的一场“跳楼秀”中，他提醒大家要做好被拘留15天的准备，因为跳楼的地方太繁华了，“可能会扰乱社会秩序”。

　　但要是能讨回几万块钱，即使被拘留15天，他也愿意。在他的印象中，武汉从没有拘留过跳楼的人，因为“警察也同情农民工”。最终，这场“跳楼秀”以皆大欢喜的方式收场。

　　农民工拿到了工钱，公安局对每个农民工罚款100元。“本来是要罚200元的，但他们太可怜了，就只罚了100元。那些农民工还挺配合处罚的，比我预想的要轻一些。”章俊说。

　　之后，他对媒体的理解，也越加深刻。他很清楚当地的几家报纸是什么风格，还知道“房地产养活报纸”，而他们“跳楼”又常涉及到建筑行业，所以一些媒体就不会出面，或者稿件被“公关”掉，他也觉得“可以理解，只要把钱要回来就行”。

　　他总结自己导演的几次“跳楼讨薪”：记者来了，次次都成功；记者不来，次次都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