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记忆?感恩――唐山大地震30周年祭

	建在唐山市南湖公园内的地震纪念陵园 范继文 欧阳晓菲 摄

　　来源：京华时报

　　京华时报消息：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纪念日。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53.8秒，7.8级强烈地震使唐山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24万人遇难、16万人伤残、100多万人受伤，数十万居民转眼变成失去家园的难民。

　　27日，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向记者展示了一批唐山地震期间亲历者的家书。通过这些当年的家书和幸存者的讲述，30年前那一天发生的或悲惨或感人的一幕幕又重回到人们眼前。

　　■傅少博 唐山人 91岁

　　地震改变了整个家庭

　　“地震改变了我们整个家庭。”傅少博的大女儿傅中林告诉记者。傅少博，91岁，耳背的老人已无法与记者交流。

　　1976年11月26日，傅少博在一封写给他表妹的家书中说：“7?28大地震，使我变了一个人，因为它太突然，几十万人的生命，几十万人的健康，几十万万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两三秒内化为乌有。”

　　地震发生当天，傅中林正在秦皇岛上班，得知唐山剧烈地震的消息后，她急着赶回家。因交通断绝，傅中林8月8日才赶回家。“市内1米高的墙都很少了。”傅中林说，地震中，她24岁的二妹腰部被砸伤，下半身截瘫；21岁的小妹被砸死。

　　“二妹地震前一天才接到去陶瓷厂工作的通知书。”傅中林说，截瘫的二妹妹被飞机送到了河北省医院，动了手术，并接受了一年的治疗。

　　30年来，二妹一直卧床不起。因失去了生育能力，二妹一直没有组成家庭，由父亲和她供养。傅中林说：“二妹年轻时躺在床上绣花，给我们织毛衣，看电视，现在眼睛不行了。”

　　地震后的几个月里，家里吃饭时，父亲每天要求多加一副碗筷，给逝去的小女儿。“死去的已经死了，活着的人要更好地活。”傅中林说，经母亲的多次劝慰，家里终于恢复了一些生气，但母亲的枕巾经常是湿的。

　　■李翼增 唐山人 68岁

　　从废墟里扒出二嫂

　　1976年，38岁的李翼增从部队转业回到唐山，结束了和妻儿十年的分居生活。“我刚感受到家庭的天伦之乐，灾难就突然发生了。”李翼增说。

　　1976年7月28日凌晨，天气特别热，李翼增一家人正在蚊帐中熟睡。一阵“隆隆”的声音响过后，他的爱人首先被惊醒了，大喊：“地震啦！快保护洪生！”

　　李翼增顺势把8岁的儿子洪生搂进怀里，旁边6岁的女儿小军受到了惊吓，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李翼增的妻子抱起小军往外跑，边哭边说：“小军死了，小军被砸死了！”“妈，我没死。”小军突然开口，让李翼增夫妇悲喜交加。

　　跑到所住平房外的大街上，借着月光，李翼增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

　　街道旁的平房全部坍塌，路面上都是砖头瓦块。“我家房子是较轻的木梁，不然也得全塌下来，那就要砸死人了。”街道上，呼救声、呻吟声、哭泣声连成一片，很多妇女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只穿着短裤站在街上。李翼增冒着余震的危险，跑回自家已歪斜的屋里，抱出妻子的衣服，分给街坊们穿。

　　救出两名埋在废墟中的街坊后，李翼增突然想到旁边的二嫂和她的女儿小华。“二嫂！小华！你们在哪儿？”在别人的指引下，李翼增听到了小华微弱的呼救声。

　　“我的头‘轰’的一声像炸了。”李翼增拼命地翻动石头、砖头，用流着血的双手扒开废墟，摸到了小华的一只胳膊。二嫂护在小华的身上，头颅已被大石砸碎，当场死亡。

　　李翼增找来一条棉被，把二嫂的遗体包好，抬到马路边，他对着二嫂的尸体说：“二嫂！你放心！我们一定把孩子照顾好。”

　　地震后，最缺的就是水。李翼增说，当时，所有的自来水都停了，唐山市内只有很少的水井，市内所有游泳池内的水都成为日常用水，甚至有人使用下水道内的污水。

　　“我家附近有一口水井，但两三天就见底了。”李翼增每天从水井挑水，路上总会遇到口渴的人来讨水，不等到家，桶里的水就常常被路人给分光了。三四天后，进驻灾区的部队就开始用水车给灾民送水。

　　每年的7月28日，李翼增会和家人聚到一起，给孩子们讲他在地震中经历的故事，讲他故去的二嫂，讲他二嫂在油灯下给自己缝衣补袜。

　　　■高御臣 陕西老师 80岁

　　我死了，你们要好好活

　　“我对不起我的学生们！”今年80高龄的高御臣老人，刚做完结肠癌手术，说起话来声音特别响。昨天，在医院里，提起唐山大地震的往事，他再次落泪。

　　30年前的7月28日，作为陕西西北轻工业学院（今属陕西科技大学）化工二系主任，高御臣带领两个班78名师生在唐山这个全国著名的瓷区实习。当时，实习已进入尾声，师生们已计划在7月29日回去同亲人团聚。没有想到，就在他们离开唐山前的几十个小时，特大地震突然发生了。

　　“别人死一个亲人，我死了41个人。”高御臣摸着手上的两道疤痕说，地震发生时，与他同住的26人中，只有7名师生跑了出来。天亮后，经过清点，他带的两个班，死了41人，37名师生幸免于难。

　　当时，每个人身上都有外伤，药品紧缺。高御臣之前托人从北京带来的两瓶二锅头，也都用来进行外伤消毒。

　　当时天气热，尸体很容易发臭，市政府规定尸体就地掩埋。按照规定，幸存的师生将遇难者的遗体埋在了陶瓷九厂附近的玉米田里，并在耐火砖上刻上死者的名字，立在坟前。

　　“我们当时活着的每个人脑子里想的就是救人，赶快救人。我的两个学生从废墟里背出了十几个人。不管是谁，救出一个就是一条人命啊。”地震后，高御臣带领学生救人，坚持了七天六夜，然后被运材料的汽车送到了北京。

　　到北京，高御臣给妻子写了一封家书，他说：“第一天晚上我没吃饭，我实在吃不下。你不要胡思乱想，如果我死了，你们要好好地生活下去……”

　　作为实习负责人，高御臣从北京飞回咸阳处理遇难师生善后之事。7名遇难教师的家都在咸阳，高御臣一家家去安慰。“到每家，家属都要哭至少两个小时。”高御臣说，每次痛哭的家属询问自己的家人是如何死的，他无言以对，他担心重提遇难者的惨状加深亲属的痛苦。

　　“家属大多通情达理，但是也有恨我的。”高御臣说。唐山地震20周年时，高御臣回到当年实习的工厂，不过遇难师生的墓地已找不到了。高御臣说：“可能是被挖走了，深埋了。” （京华时报/记者 李远志 实习生 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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