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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第六届农讲所
带领学员下乡调研,授粤经验给20省学员
红墙黄瓦、飞檐斗拱。在广州中山四路42号的大院里,石雕、木刻、陶瓷、彩塑,无不见证着历史风云。90年前,正是在这座曾为孔庙、后又为“番禺学宫”的古建筑群中,毛泽东培养了一大批对农民革命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骨干。
毛泽东很早就关注并研究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共产党人彭湃等倡议,以国民党名义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兼任第五届的教员。1926年5月3日,随着全国农民运动迅猛发展,为了迎接北伐战争,国共两党在广东继续开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毛泽东任所长。
“农讲所可以说是国共合作的一个典范。”农讲所旧址纪念馆保管部主任王国政说,农讲所的旗帜被称为“犁头旗”,是国民党党旗与犁耙形象的合成,形象地表明了国共合作的深意。
王国政说,最初五届农讲所主要培养了广东、广西、湖南等8个省的农民运动骨干,而第六届农讲所有学员327名,招生范围扩大到全国20个省,成为培养全国农民运动骨干的学校。
为了提高空间利用效率安置好学员,农讲所在大门的东西两侧,分别用木板搭起简易的办公室。
毛泽东的办公室也在大门的东耳房。屋内的陈设十分简单,只有一张办公桌、一张木板床,三把椅子和一个书架,最显眼的要数一对存放衣物和书刊的竹箱。
王国政介绍说,在主持农讲所工作期间,毛泽东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学员要积极参与调查研究和社会实践。他亲自带领学员到韶关和海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
这些调查材料,被毛泽东编辑成《农民问题丛刊》。“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也收入其中,作为经验向全国推广。
在纪念馆内的草坪上,至今仍保留着当年的单杠架子。王国政介绍说,在毛泽东的要求下,当年的学员们过上了完全军事化的生活:身穿军装,脚穿草鞋,轮流站岗放哨,起床、睡觉、集队都听从军号行事,训练时间占全课程的1/3。
由于许多学员来自北洋军阀统占的北方,开展农民运动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为了保护这些学员,毛泽东颇费苦心,“他为每一个来自北方的学员都取了外号,在书信往来中用以指代,避免他们暴露身份。”王国政介绍。
同年9月毕业后,学员们纷纷回到原籍领导组织当地农民运动,“与前五届讲习所颁发毕业证不同的是,这届学员每人颁发了一枚‘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证章’,证章背面刻有名字和编号,这也是出于保护学员的目的。”王国政说。
在王国政看来,正是农讲所的经历,让毛泽东真正找到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办农民运动讲习班,1927年在武昌办的中央农讲所,在办学目的、办学方针上也都与广州农讲所一脉相承。据统计,大革命期间,农讲所培养的学员动员了总计900多万农民。”
王国政说,在现存的农讲所文物中,有三件与毛泽东有关。“一件是毛泽东在农讲所使用过的砚台,现在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展览中,另两件是毛泽东的两封亲笔信,说的是学员的分配问题,目前收藏在台湾国民党党史研究室中。”
来粤破例乘坐飞机
解放后率先在广州提出引进外资
与视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是,在杨建伟看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来广东视察,每一次都带有很强的问题导向,“都是带着问题来,经常找人谈话、调研工作。”
其中,尤值一提的是1956年5月3日至30日,毛泽东第三次来广东视察。
“此前一个月,毛泽东搞调查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每天‘床上地下、地下床上’。”杨建伟说,调研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了4月25日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
《论十大关系》被称为是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其中就涉及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以及利用外资的问题。在杨建伟看来,广东毗邻港澳,属于面向资本主义的前沿,毛主席来到广东,就有研究利用外资构想的意味。
毛泽东去地方调研通常乘坐火车专列,很少乘坐飞机外出。他曾说:“外国人的飞机我不坐,我一定要坐中国人自己驾驶的飞机。”但为了这次调研,他在解放后首次破例乘坐飞机,这次飞行启用的也正是新中国的飞行员。
在为期近一个月的视察中,毛泽东召开了20次会议。
当时广东刚刚成立华侨投资公司,香港充斥着大量游资,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希望实行更积极的政策吸引侨资。适逢毛泽东来广州,提出要听取港澳方面的工作汇报,陶铸指示港澳工委要迅速作好准备,并指定负责港澳具体工作的同志向毛泽东作口头汇报。
在广东省委小岛招待所(即今“珠岛宾馆”)旁的船上,毛泽东在仔细听取了汇报后,了解到由于华侨对回国投资有顾虑时,明确表示: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要有更积极的政策。
这也是毛泽东在解放后率先提出利用外资的构想。结束广州之行时,毛泽东还不忘叮嘱陶铸,敞开大门,引进外资,这个想法很好。“你们赶快写个报告,我们到北京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