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龙舟，人们自然就会想到纪念屈原。其实，龙舟作为一种文化，它的出现比屈原所处的年代要早得多。

龙舟竞渡

    龙舟是图腾崇拜的产物

    龙舟及其竞渡，实际上是蒙昧时期图腾崇拜的遗俗。那时候，由于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很低，生命安全常常受到自改造自然的能力很低，生命安全常常受到自然力的威胁，人们由此产生了希冀某种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生物，作为神来保护自己的愿望，于是这种生物就成为他们的图腾。古籍曾记载“鲧死……化为黄龙，是用出禹”这一传说表明，我国至迟在夏代，人们就认定其祖先鲧、禹都是崇龙的，所以国人自称“龙的传人”。

    实际上，古今中外，并无真龙这种自然动物。杨秀绿在《龙与龙文化新说》中讲，“它的生物原型，就是距今约七千至一万年的冰后高温期曾经称霸海域，尔后因自然淘汰而在内陆绝迹的海洋巨蟒”。有的学者认为是由鳄鱼形象演变而来的，也有考证为根据闪电而描绘出的形状。多数学者认为龙的形象最早是蛇，易经说：“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现代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说，以大蛇为图腾的夏氏族，兼并吸收了其他氏族鸟、兽、鱼、虫的图腾徽像，才“画蛇添足”形成龙的形象。《尔雅·翼》说龙有九似：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

    《括地志》载：“禹平天下，二龙降水，禹御龙行域外，即周而还。”这说明远古先民从精神上依附于龙图腾的神灵，祈求保佑，赐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们把龙神化了，使龙成为芸芸众生心目中能呼凤唤雨、腾云驾雾、威力无穷的神灵。

    据《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称，早在七千年前，远古先民已用独木刳成木舟，并加上木桨划舟。《淮南子·齐俗训》：“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我国古代南方水网地区人们常以舟代步，以舟为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人们在捕捉鱼虾的劳动中，比水产品的收获量；休闲时相约划船比速度，寓娱乐于劳动生产及闲暇中，这是远古竞渡的雏形。

    以龙为图腾的吴越居民，为了强化自己和图腾之间的联系，常在自己的身体上和日常用具上，刻画图腾的形象，求得图腾的保护。《说苑·奉使篇》：“诸发曰：‘彼越……处海垂之际，屏外蕃以为居，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剪发纹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这里说明，在水系发达的吴越之地，人们纹身的目的，在于装扮成龙子，以避免水神（龙）伤害。这是基于“同类不相残”的朴素主观意识。而舟楫天天与水神打交道，倾覆之灾时时出现，为安全起见，人们采取与纹身相同的办法，在舟身上饰以龙形，以避蛟龙之害。我国最早有关龙舟的记载，见于《穆天子传》卷五：“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南朝肖子显《南征曲》“图蛟怯水伯，照益鸟竦江神”，明确指出画上蛟龙的形象是为了“怯水伯（水神，即龙）”。渐渐地，人们在祭祀龙图腾的节日里，用饰龙的独木舟竞渡，来敬奉欢娱神明（龙）。在这种充满神秘色彩的原始宗教文化活动中，你追我赶的表面热闹景象，掩饰着人们战战兢兢地吁请生命保障的祈求。这就是龙舟文化的最初意义。

    从乐神到乐民——龙舟文化质的变化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的了解加深了，掌握命运的自信心逐渐增强。经常与水接触的南方人慢慢地有了避免水害的办法。他们渐渐地从对图腾龙的惊恐与崇拜中摆脱出来，于是龙舟竞渡宗教性祭祀的成份渐渐地减弱了，消失了，成为纯粹社会性的娱乐，只具有“竞”的性质。人们在紧张的角逐中享受着胜利的欢乐，龙舟仅仅剩下图腾的痕迹。这大约就在勾践所处的春秋时代。

    龙舟竞渡从乐神到乐民的转化，是人类破除迷信，从思想上摆脱神权桎梏的重要标志，它使龙舟文化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时候，纹身的水手演变成身穿彩衣的赛手，所以后来有些诗词就直接用“文（纹）身”来替代“彩衣”一词。唐朝张建封《竞渡歌》在结尾时写道“须臾戏罢各东西，竞脱文身请书上”。这儿就已经称“彩衣”为“文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