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党员”：中共党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

中国新闻来源:国际在线 2016年06月30日 23:14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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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著名记者——爱泼斯坦

　　爱泼斯坦，波兰人，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国际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又名艾培，1915年4月20日生于波兰华沙，1917年随父母来到中国，1933年开始为中国革命工作，1944年5月至10月参加中外记者团赴延安采访。其间，经他改写，新华社在延安向全世界播发了第一条英文新闻稿。

　　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5年5月26日上午11时病逝于北京，享年90岁。2005年6月3日，爱泼斯坦被葬于北京石景山区的八宝山革命公墓。

　　爱泼斯坦出生于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当时波兰正在俄罗斯帝国的控制范围内。他的父亲曾因领导劳动者起义而被俄罗斯帝国的当权者关押，母亲则被放逐到了西伯利亚。爱泼斯坦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被他所在的公司派往日本；当德军逼近华沙时，爱泼斯坦和他的母亲逃亡到亚洲投奔了他的父亲。在历经了一些地区的反犹歧视后，他的家庭最终于1917年迁往中国，并于1920年定居在了天津。

　　爱泼斯坦于15岁（1931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他亦在抗日战争中与美国合众国际社和一些西方新闻社参与了掩护中国平民的行动。在1938年的秋季（一说是1939年），他在香港参加了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进行宣传并募集国际援助。1941年，他制造了自己死亡的假新闻以欺骗试图逮捕他的日本政府，这则假新闻甚至被以短消息形式印刷到了《纽约时报》上。但是他仍然在香港被抓入集中营。1942年3月18日，他在后来成为其妻子的邱茉莉（Elsie Fairfax-Cholmeley）的帮助下越狱成功。

　　在校订作家埃德加 斯诺的一本书的过程中，爱泼斯坦和斯诺得以相互认识。斯诺在出版前给爱泼斯坦看了他后来的经典之作——《西行漫记》。

　　1944年，爱泼斯坦第一次访问了英国，然后与邱茉莉在美国居住了5年。在这段时间内，他担任了《联合劳动新闻》（Allied Labor News）的总编辑并于1949年出版了《中国尚未结束的革命》（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in China）一书。邱茉莉亦是一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被广泛使用的汉英辞典的贡献者，在许多年后，逐渐被中国和世界各地学习汉语的一代学生所知。

　　1944年，中国抗战进入第七个年头，这是十分艰难又显露胜利曙光的时刻。这年5月，中外记者团突破国民党的多年封锁访问陕北。爱泼斯坦作为美国《联合劳动新闻》、《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的记者参加了记者团，深入延安及晋西北采访。他访问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以及许许多多为抗战而奋斗的军民，写了十几篇通讯，在国外重要报刊上发表，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

　　1951年，爱泼斯坦应宋庆龄之邀，回到中国参与杂志《中国建设》（后改名为《今日中国》）的创刊工作，他在70岁以前都是《今日中国》的总编辑，70岁退休后成为杂志的名誉总编辑。在担任《今日中国》编辑的时期中，他于1957年加入了中国国籍并于196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文化大革命中，爱泼斯坦曾被非法监禁达5年之久，但是至死他都保持着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忠诚追随。爱泼斯坦曾于1983年被选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在他的一生中，爱泼斯坦曾先后被周恩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所高度赞扬。2005年6月3日，爱泼斯坦被葬于北京石景山区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包括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贾庆林、李长春在内的许多政府官员出席了他的追悼会。在仪式结束后，他的遗体被火化。

　　杰出的红色谍报人员——中西功

　　中西功 日本

　　中西功(1910—1973)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社会活动家。三重县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毕业。1931年在满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作为一名红色间谍，先后在“佐尔格小组”和潘汉年的情报系统中工作。而他最大的贡献，是准确预报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时间，从根本上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格局，为反法西斯同盟最终取得胜利作出重大贡献，他两次被判处死刑，但靠着他过人的智慧，两次都逃过了死刑的执行，他在狱中等到了日本战败投降，出狱后他拖着伤病之躯为中日友好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中西功的一家 1941年

　　1929年夏，当19岁的中西功抱着国内同龄人惯用的“浪人”方式，闯荡到上海时，他对这个陌生的国度几乎一无所知。在经历了前一年的济南惨案、皇姑屯事件以及张学良东北易帜等大事件后，中日关系暗流汹涌。那年6月，日本政府刚刚正式宣布承认南京国民政府。其时，上海虹口日租界居住着几万侨民，一批中日文并用的双语学校也应运而生。

　　中西功进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就读，该校主持教学的是中共党员、留日归国的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很快，中西功就对马列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与同学一起建立了意味着同中国团结斗争的组织“日（本）支（那）战斗同盟”。1930年，日本海军士官生队到上海参观，实际是为侵略熟悉战场。中西功和同盟成员得知后，便赶印了宣传反战的传单向他们散发，结果被捕。获释后，中西功受到停学一年的处分。

　　1931年1月，中西功被吸收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随后任“东亚同文书院”团支部组织委员。次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占领淞沪铁路防线，日本海军陆战队强迫“同文书院”学生参加侵沪战争。这时，“东亚同文书院”团支部决定，一方面搜集战事情报，另一方面发动同学开展“不参加战斗，要求回国，撤出侵沪战争”的运动。这项反战斗争获得成功，二三月间，“东亚同文书院”全体学生乘船回国。

　　正是在回国的船上，中西功认识了改变他一生的人——尾崎秀实。那一年，中西功22岁，尾崎秀实31岁。当时，尾崎秀实的公开身份是《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的特派员，而他的真实身份则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成员。在中国的3年时间里，尾崎秀实和从事情报工作的苏联共产党党员、德国人理查德 佐尔格合作，经常把日本在华的重要情报转送莫斯科。回国后，中西功秘密参加了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开始向尾崎秀实学习情报工作。期间，中西功同尾崎秀实的关系密切，他甚至曾为尾崎秀实代写论文和联络革命同志。

　　1933年9月，佐尔格奉命来到东京搜集日本战争动向情报。次年4月，他同尾崎秀实再次相聚并合作。尾崎秀实把在上海一起工作的日本同仁又组织起来，潜伏到日本的一些重要军政部门。至此，一个潜伏在日本的苏联谍报组织“拉姆赛”小组成立了，以此为雏形，最终成为在“二战”中声名显赫的“佐尔格小组”。1934年，中西功经尾崎秀实介绍，进入大连的“满铁总社调查部”任职，从事中国问题、伪满经济和华北农村的调查研究。

　　1937年6月，尾崎秀实成为近卫文麿相的“嘱托”（顾问）兼私人秘书。同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侵华战争全面开始。成功打入日本政界高层后，尾崎秀实可以自由出入首相官邸，参加首相的智囊团会议。他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有关中国的情况，提出对中国事务的处理意见。这使他不但对日本政府的决策非常熟悉，而且能施加一定的影响。在此期间，尾崎秀实把自己掌握的许多有关日本对华战争的情报，通过中西功发往延安。他向佐尔格提供的情报，也源源不断地送往莫斯科。

　　l938年5月，中西功从“满铁”大连总社调到“满铁上海事务所”。此时的中西功，在日本已负有盛名，来上海后，就被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借调到特务部工作。一到上海，中西功就通过“东亚同文书院”的同学西里龙夫，恢复了组织关系，成为中共党员。

　　西里龙夫当时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上海总局记者，实际上，他是日籍中共党员，在日侨和驻沪日军中进行反战工作。当年的同学再度聚首，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在潘汉年的情报系统里配合无间，并肩奋战。其后的4年，利用在日军特务部的条件，中西功向延安发送了一系列有战略价值的情报。

　　1940年，中西功取得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顾问的名义，为自己出入日本中枢机构叩开了方便之门。随后，中西功又控制了“支那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这是一个搜集战略情报，加以分析研究，提出决策方案，供日本统治当局采纳的高级参谋机构。此时的国际局势也风起云涌。希特勒在1939年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法国投降，英军撤回本土，欧洲大陆大小国家纷纷沦陷，日、德、意三国结成军事同盟。日本统治核心对世界战略发生了“新的构想”，但最感头痛的是泥足深陷于中国战场。设置“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则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加强日军在中国战场的统一指挥，对重庆的国民党政权软硬兼施，扶植汉奸汪精卫登台。同年，中西功在上海和东京同尾崎秀实进行了三次密谈，了解到许多第一手资料。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军分为三道钢铁洪流，全面入侵苏联。希特勒希望得到日本盟友的帮助，但在日本国内，围绕北进还是南进这一重大战略抉择，上至天皇、内阁，下至军方各兵种，交锋激烈。其时，由于英、法、荷在远东的殖民势力被削弱，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南亚的野心日益膨胀。

　　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军将领都主张先南进，占领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大片地区，攫取其战略物资。1941年8月23日，日本最高统帅部在东京开会，作出“今年不向苏联宣战”的决定。既然日本南进已经明确，中共中央就要进一步搞清他们发动战争的准确日期。中西功接受了这一使命。

　　1941年10月25日，中西功返回日本国内，第一个电话打给尾崎秀实，没人接。再打，接电话的换成一个陌生的男人。中西功又打电话给尾崎秀实的一个助手，他从电话里嗅出了一股不祥的信息：尾崎秀实出事了。事实上，就在中西功回日本的前一周，东京“佐尔格小组”暴露，尾崎秀实和佐尔格先后被日本“特高课”秘密逮捕。在孤立无援的绝境中，中西功以找朋友的名义，大胆独闯军方的报道部。从记者们的高谈阔论中，中西功知道了留驻中国南方的日本部队已在台湾集结，参加“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各部也正在海运南下。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南进作战意图十分明显。中西功又去找了一个在银座开小书店的朋友。这个朋友的姐夫在军令部当通讯参谋，收发电报，内幕消息特多。正是通过这个关系，中西功进一步证实了日美谈判一旦破裂，日本就要跟美国开战的情报。中西功立刻返回上海，再查“满铁”密档，最终锁定日军南进作战，最早可能是在12月1日，最迟可能是在12月15日，12月8日的可能性占到90%。1941年12月8日（夏威夷时间12月7日）凌晨，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迎来历史拐点。而中西功也因为准确预报了日美开战的日期，名留青史。

　　中西功的频繁活动，引起“特高课”特务的注意。1941年底，中西功收到了化名“白川次郎”者从东京发来的电报，内容是“向西去”。这个暗号的意思是，劝告中西功“从速撤走”。1942年年3月，中西功获悉，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已向上海日军司令部提出了将他“秘密逮捕，送来审讯”的要求。再往后，中西功察觉到有日本特务秘密监视自己的迹象。自己的身份是不是已经暴露了？有同志劝告中西功设法撤退，但他迟迟下不了决心。1942年5月，日军第13军发动了浙赣会战。中西功设法取得了“从军调查员”的资格，打算到达浙赣线后相机出走，前往后方根据地。不幸的是，到杭州后，中西功突然被东京直接派来的“特高课”特务诱捕，并押往东京。

　　被捕后，中西功受到残酷的刑讯折磨，一度被拷打至内脏出血，不省人事。他坦然承认，出于信仰向中共提供过情报。面对特务，中西功说：“再过3年，日本将败。然后我就会大模大样地出去。”

　　中西功被审时列举了掌握的大量国内数据，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侵略战争持久的前景必然是经济崩溃和彻底战败。同时被捕的中共党员西里龙夫更以雄辩的教授式口才，把审讯室当成讲堂。警官们对此十分惊奇，又引出莫大兴趣，此后每天竟出现授课式的场面──被审者进入审讯室坐下便清清嗓子说：“今天，讲一下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日本的影响及未来……”“今天，讲一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审问者则像小学生一样洗耳恭听并写下几大厚本记录。那些警校毕业的高等生过去受的全是军国主义奴化教育，此时听到这些前所未闻的革命理论，再联系战事失利及国内饿怨载道的无情事实，在对过去的信条产生怀疑的同时，也对被审者有了些尊重。集体庭审时，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又侃侃而谈，警视厅官员和看守们都愣着听讲，主审法官急忙窘迫地打断讲话说：“此处不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讲坛，今天闭庭。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而中西功也在经历了漫长的审讯之后迎来第一次公审。9月，法庭宣判中西功死刑，等待执行。仅仅一个月后，根据美国占领军释放政治犯的命令，中西功被释放出狱。

　　出狱后的中西功，继续从事着革命活动。1946年6月，他加入日本共产党，并于同年参加设立中国研究所。1947年4月，中西功作为日本共产党员，参加第一次参议院议员选举并当选。1950年1月，因为在日共路线论争中与党中央对立，中西功被开除出党。5年后，他又恢复了党籍，在日共中央劳动组合对策部任职。此后，他还担任过日共神奈川县委员长。1973年，62岁的中西功患胃癌去世。

　　弥留之际，这位老人仍然惦记着中国，他断断续续地说：“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胜利的人们，他们有了自己的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