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泰国首都曼谷街头，如今仍然可见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５００多座烂尾楼是那场金融灾难留下的“遗产”。

    １０年前，金融危机波及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和菲律宾，不仅重创当地经济，还打乱百姓生活。

    １０年后，４名受害者再度回首，既有往事辛酸，也有奋斗如歌，最难忘事则是命运突然转向。

    “三明治先生”

    １０年前，西里瓦·乌拉威乌提坤是当红股票经纪人，有“幽灵”之称，因为他挑选的股票总能升值。

    金融危机爆发后，西里瓦是街头售卖食品的小贩，人称“三明治先生”，遭遇典型的“从富翁到布衣”之转变。

    二十世纪７０年代末，西里瓦开始股票交易。２８岁时，他已是泰国主要股票经纪公司“亚洲经纪”的首席执行官。

    １９８８年，西里瓦执掌１１年的“亚洲经纪”是泰国最大的股票经纪公司。他为不少泰国富商经营股票，自己也开始涉足其他行业。西里瓦从银行贷款３亿泰铢，投资曼谷北部两处高级公寓房地产项目。那是西里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投资房地产。

    １９９７年７月２日凌晨，泰国政府宣布取消联系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泰铢当天即贬值１５％，金融危机爆发。西里瓦不仅名下原有８７０万美元资产瞬间“挥发”，而且还背负银行债务。

    破产后，西里瓦告别高级汽车和名牌西服套装，每天沿街贩卖三明治。他脖子上不再系有丝绸领带，而是吊着一根挂有黄色塑料泡沫盒的绳子，盒内装着三明治。

    “老婆和我早上３时就起床做新鲜的三明治，”西里瓦告诉一名美联社记者，“我沮丧而气馁，一直问自己：‘为什么这会发生在我身上？’”

    金融危机爆发时，亚洲其他国家数以千计投资者和投资经理人也在问同样的问题。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经济自８０年代末期开始高速发展，９０年代中后期已显现过热迹象。但盲目乐观的投资者却毫无觉察，市场上依然投机盛行、房地产泡沫增大、海外热钱大量涌入。这些投资者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

    持续几年的官司，以泰国法庭２００３年裁定西里瓦破产的结果告终。他名下有将近１０亿泰铢未偿还债务。

    “债主夺走我的高档住宅、曼谷及郊区的两块地皮，还有我母亲仍在抵押中的房产，”西里瓦说。连续５年，他每天以自家制作的三明治为餐。

    直到２００６年，西里瓦才勉强走出破产，专心经营自己的生意。１０年间，西里瓦从走街串巷的小贩“攀升”为老板，开设了“西里瓦三明治”食品配送店。

    自１９９９年以来，他一直认定，自己的食品店会在两年内上市，筹集更多发展基金。直到今日，“西里瓦三明治”仍然没有上市，只在曼谷的几家商场和车站设有３０个专卖点，还在两家医院里各开了一间咖啡厅。

    西里瓦现在变得相当谨慎。他不再投资股市，也不愿从银行贷款。制作三明治和其他食品时，西里瓦只用泰国原料。他认为，这能减少泰国经济对外国的依赖性，避免金融危机再次发生。

    “我怕又会失败”他说。“１０年前，我得意、成功还贪心，那时候我才４８岁，有着大把时间。现在５８岁了，我还能卖多长时间三明治？”

    牛仔裤老板

    印度尼西亚商人朱萨克·苏莱曼在金融危机中关闭自己的牛仔裤工厂。１０年后，他又办起牛仔裤工厂，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

    还在大学时代，苏莱曼就靠卖牛仔裤赚钱。他向父亲借钱办了简易车间，以１６台缝纫机起家。

    １９９７年，苏莱曼已经开设两家牛仔裤工厂，雇有１６００名工人，每年出产１６０万条牛仔裤，销往印尼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

    金融危机袭来时，苏莱曼刚从银行贷款７５万美元。为避免印尼货币卢比进一步贬值，印尼政府宣布上调利率，苏莱曼所欠贷款的利率从１２％涨为３０％。

    这并没有阻止卢比贬值，却抬高了苏莱曼工厂的生产成本。以卢比结算，进口零配件的价格几乎翻了两番，生产用电开支也大幅上涨，而绝望的工人们则以罢工相要挟，要求加薪。

    无奈之中，苏莱曼只好关闭两家工厂中较大的一家，解雇了大部分工人。“这让我非常伤心，”他说。“许多工人哀求我重开另外一家工厂，有的甚至放声哭泣。但一切都太晚了，我无能为力。”

    金融危机过后，苏莱曼又坚韧不拔地从头做起，重新开设牛仔裤工厂。美联社记者丹尼斯·格雷评价说，正是同样的勇气、韧性与勤奋，最初推动亚洲经济发展。不过，即使苏莱曼辛勤工作，他名下工厂现有规模也只达到１９９０年的水平。

    这家工厂位于雅加达以东１２０公里，雇有１５０名工人，配有６０台缝纫机。尽管如此，苏莱曼与两个儿子仍然打算扩大工厂规模，希望明年能将他们的“吉米与马丁”牌牛仔裤出口到欧洲。

    这一次，苏莱曼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越南、孟加拉国等国家出产的牛仔裤也在瞄准欧洲市场。在印尼国内，苏哈托政府１９９８年下台后，当年爆发的政治骚乱加剧了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恶果。印尼全国数百万人失业，１９９８年经济规模“缩水”１３％。

    虽然已经走出金融危机阴影，但无论印尼还是其他几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超过当年最高水平。亚洲开发银行数据显示，与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６年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和菲律宾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６年间的经济增长平均落后２．５个百分点。

    亚洲开发银行官员拉贾·纳说：“我们遭受的损失可以说带有持续性。”他认为，遭受金融危机严重打击的５国当前经济增长缓慢，因为大企业与政府涉及投资变得更加谨慎。

    虽然工厂尚未恢复到１０年前的规模，苏莱曼却颇为知足，认为自己还算幸运。“那时相当困难，但我毕竟捱过来了，”他说。“其他许多人的问题更严重，至少我不用四处躲债。”

    躲债“不如狗”

    相比之下，泰国人普拉差·雷乌帕拉塔纳就没有那么幸运。

    金融危机爆发时，普拉差一手创建的石油化工集团欠债２７０亿美元。１０年来，普拉差的不少时间用于与银行和各金融机构打官司。

    １０年前，普拉差创建的泰国石油化工工业（ＴＰＩ）是一家大型企业。普拉差有意将ＴＰＩ扩展成为一个大型工业集团，囊括炼油厂、塑料厂、钢铁和水泥等多家制造企业。当时，普拉差是泰国第一名有如此构想的企业家，他为此向海内外金融机构大举贷款。

    金融危机爆发时，普拉差的石油化工集团尚未完全建成。由于泰铢贬值，ＴＰＩ所欠的大部分外币贷款迅速膨胀。普拉差只能寄希望于延长还贷期限。

    他说：“那是我一生最糟的时候。先前，我周围总有人围着转，给我支持，我从不知道不被人理睬是什么滋味。那些债主对我连狗都不如。”

    金融危机爆发后，泰国成立专门的破产法庭，负责处理ＴＰＩ之类大型企业的债务。法庭任命普拉差为ＴＰＩ债务重组负责人。然而，在ＴＰＩ的债权方看来，普拉差不过是一个无法偿还债务的欠债人，根本不值得信任。

    金融危机爆发后９年间，普拉差陷入与债权方的持续纷争之中，争夺对ＴＰＩ的管理权。他同时还要兼顾打官司申请延长贷款期限，面对集团工人罢工等等问题。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泰国政府更新了陈旧的贷款法，但贷方仍需要几年时间才能追回贷款。同时，借方也对现行规程不满，认为政府的债务重组过程有腐败发生，效率不高。

    泰国媒体大幅报道普拉差企图留住ＴＰＩ的不懈努力。他几乎成为“英雄人物”，代表无数金融危机的受害者。这些受害者都因为外力而陷入困境，自身努力难以改变现状。

    纷争持续９年，普拉差最终败出。破产法庭拒绝继续延长政府试图复活ＴＰＩ的计划，把这个欠有巨额债务的化工集团交由投资公司处置。

    法庭判决结果极大地挫伤了普拉差。他认为，这是失落的１０年，泰国经济在这１０年间失去了创造力和竞争优势，泰国生产力水平错过了继续提高的机会。

    １０年过后，普拉差损失了一些财富和影响力，但他并不穷。他现年６２岁，是一家水泥厂的主管。那家水泥厂本应属于他计划建成的ＴＰＩ集团。回首１０年前那场金融危机，普拉差仍然心痛。

    “这１０年里我失去的是生命中最宝贵的时间，”他说。“我原本可以用这失去的机遇实现更多创新。”

    下岗员工

    用韩国人宏容万（译音）的话说，他是一个“非常普通、保守的韩国人”。他在１０年前的金融危机中下岗，却因此实现了自己的长期梦想：替自己的人生做主。

    金融危机爆发时，出身农家的宏容万在韩国电信公司工作，在韩国这家最大的电信公司人力部门担任负责人。

    危机发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韩国政府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出资５８０亿美元支持韩国受金融危机冲击的银行和负债企业，条件是韩国必须提高利率、缩减公共开支。

    金融危机爆发前，韩国不少企业大举贷款，过度扩张。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提高利率，无疑加剧了这些企业的危机，大量裁员在所难免。

    宏容万的公司也面临同样困境。他说，“金融危机的时候，我实际上在负责重组公司人力资源，所以我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

    宏容万认为，与其参与这种“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不如趁机结束这种没有前途的职业生涯。

    他接受了公司买断工龄下岗的补偿金，加上自己的积蓄，投资５０万美元炒股。结果，不到６个月，他耗尽了所有资金。

    “赔掉所有积蓄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想过自杀，”他说。

    随着韩国经济整体好转，宏容万慢慢走出困境。现年５０岁的他如今是投资专家，拥有一家房地产咨询公司，为高收入顾客群提供房地产咨询服务。

    宏容万同时担任政府顾问，提供有关股票和房地产投资的咨询意见。他曾经就此出过书。

    他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于韩国人面对危机时的团结一致：“所有韩国人因为同一个目标团结起来，他们都想扛过那场危机。”

责编：张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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