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 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以及萨达姆政权倒台以来，再没有什么事情，比23日伊拉克什叶派聚居地萨德尔城的连环爆炸事件，更令人感到吃惊和恐怖。在这起血腥事件中，目前已造成大约200人死亡、250人受伤，创造了伊拉克近3年单日袭击伤亡之最。而在事件发生后，什叶派武装分子随即向逊尼派展开报复行动，又造成了一些寺庙损坏与人员伤亡。

　　嗅觉敏锐的观察者，正从伊拉克当下的局势中，感受到了内战在这个国家一触即发的现实可能性。本月初萨达姆被判死刑时有人对伊拉克前途的良好预测，似乎被最近接连发生的暴力流血事件击得粉碎。人们从无法平息的暴力中，业已觉察到伊拉克的和平、稳定和秩序，还远在人们的想像能力之外。

　　伊拉克今天展现出这样一种场景，与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伊拉克国家生活中出现的两大变化有关。其一是原本就存在于伊拉克国家肌体中、但以往曾长期被抑制的深刻教派分歧，在萨达姆政权崩溃后，已从隐性层面转入显性层面。另外一个是，在教派冲突表面化的同时，伊拉克国内已不存在一个可以在不同宗教派别、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阶层间，起到居中调停作用的宗教、政治和文化权威。在这个国家不再存在相对统一的政治和文化象征符号后，赖以维持国家基本秩序的政治和道德底线因此一再被突破，目前没有一支力量可以约束越来越尖锐的暴力冲突。

　　一个在宗教、民族进而在政治和文化上日益离散化的伊拉克，未来还可能出现什么样的不确定景况，显然不能作乐观的估计。在我们希望伊拉克国内有关各方保持克制、共同致力于建立秩序、实现和平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伊拉克如今的糟糕情况，也在提醒整个世界重新思考在人类生活中，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国际政治文化。

　　教派冲突在伊拉克的升级，和平与秩序难以恢复，无疑与前政权有关，也与如今在伊拉克驻有十余万兵力、意图“民主改造”伊拉克的政策有关。就暴力和混乱给伊拉克民众带来的创伤而言，近3年来的伊拉克，毋庸置疑比之2003年之前还远尤为甚。据一些国际组织统计，单今年10月份，伊拉克便有3709名平民遇害。一个国家在痛苦指数上的增长，说明了干涉行为所凭借的国际政治哲学和国际关系理念，在实践上也许并不可为。

　　正如最近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其新出自传里对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以宗教理念指导对外政策深感诧异那样，灾难在伊拉克的加重，原因很大部分也就在于积极干预的国际政治哲学，压倒了沟通与合作的实践理性。

　　在伊拉克战争甫发之际，所谓“老欧洲”国家与美国曾有过激烈争吵，双方对如何解决伊拉克问题，态度与立场迥异。在其背后，人们不难发现这其实也反映了欧美之间在国际政治哲学上的明显差异。外交、谈判甚至一定程度的经济政治诱导，这种基于法律正义与实践理性的国际政治理念，与动辄以武力进行国际干预，在效果上孰优孰劣，人们不难从中辨别。

　　一种以国际干预为实际表现的国家对外政策，在通常情况下，对于建构富有建设性的国际政治文化，可能是一个障碍。在这方面，中国一直主张积极开展国际交往和国际合作，有力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以及国际社会的和谐与有序。这种政治哲学及其在国际层面产生的良好影响，近年来也已受到世界的更多关注，它对于我们思考当下的伊拉克局势，以及如何优化人类政治文化，未尝不是一个富有价值的镜鉴。

责编：李二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