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炸机在投弹。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黎以冲突结束近一个月，以色列开始调查这次冲突中的决策失误。军事分析家也以这次武装冲突为例，研究“空中打击”这种战术的影响力和实际效果。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撰文指出，冲突伊始，以色列寄希望于空袭，以为那样能避免地面作战、迅速歼灭真主党。然而，冲突结果证明，以军过分依赖空袭，延续了一个世纪来人们对“空中打击”威力的错觉。

    打击目标：敌方士气

    以色列总参谋长达恩·哈卢茨曾经说过，胜利不仅是掠夺疆土，更关乎“意志”。在哈卢茨看来，空袭能有效打击敌方“意志”，地面作战已是一种“过时的”战术。据说，正是空军出身的哈卢茨让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相信，空中打击是摧毁真主党的完美选择。

    无论动用了多少飞机炸弹，以色列最终没有如愿击垮真主党。不过，不只哈卢茨一人对空袭效力抱有幻想。自从战斗机问世以来，几代人都迷信空战的威力，认为采用这种战术能减少伤亡、迅速制胜。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空中打击这种作战方式迅速流行起来。当时的军人和政治家大都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识过士兵苦守战壕作战的恐怖景象。在他们看来，投几颗炸弹就能免除士兵血战，空战是不错的选择。

    空战的缺点是难以避免伤及平民。即使如此，许多军人仍然认为空战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前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部队司令亚瑟·海瑞斯推崇空战。作为一个“老空军”，他认为，安全地从空中发起短促、决胜的战争，强于让士兵们“自愿去被铁丝网挂住、在泥泞中等着吃枪子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瑞斯指挥的轰炸机毫不留情地摧毁了许多德国城市，他因此获得“轰炸机海瑞斯”的绰号。

    上个世纪20年代，以海瑞斯为代表的空军认为，陆军部队只能与另一支部队交战，但动用轰炸机可以直捣敌人领土“心脏”部位。更重要的是，空袭不仅能够减弱敌人战斗力，还能削弱敌人的战斗意愿。这种观点认为，成功影响敌人的心理才是制胜之道。

　  英国皇家空军创始人休·特伦查德反复强调，空战的“精神效力”与其能造成的实际损失相比，“是20比1的比例”。身为现代空战理论奠基人之一的特伦查德认为，不轰炸一座城市和真正展开轰炸一样有用。他说：“到底会不会轰炸，这种焦虑和轰炸本身一样足以打击士气。”

    作战地点：大小兼宜

    因为大型战役中轰炸机的出色表现，“空战优先”的观点更站得住脚。有的空军甚至认为，即使在小规模战斗中，空战也能有效打击游击队等非常规武装。早在1919年，英国空军的实战经验支持了这一观点。

    当年，阿富汗酋长向驻守在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的英军宣战。为了应战，英国空军将一架佩奇公司生产的双翼轰炸机运到巴南部城市卡拉奇。这架轰炸机飞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上空，投放了4枚各重112磅的炸弹和16枚各重20磅的炸弹。很快，阿富汗酋长就求和了。

    在陆军仍然占据主力的19世纪20年代，这次小小的冲突为英国空军赢得了丰厚的政治资本和特权。军事作家巴兹尔·利德尔·哈特宣称：“据说，拿破仑到场就抵得上一个兵团(的军力)，这架飞机看来比6万人做的还多。”

    第二年，英国空军再次大获全胜，这次的打击目标是索马里兰(包括吉布提、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东部的非洲东部地区)。当地的伊斯兰教宗教领袖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哈桑一直是英国人的“眼中钉”。1895年从麦加朝圣归来，本·阿卜杜拉·哈桑模仿领导苏丹起义的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抵制英国统治。1909年，本·阿卜杜拉·哈桑甚至对当地的其他部族宣战，因为这些部族接受了英国条令。这场战争令当地三分之一的居民丧生。

    为消除本·阿卜杜拉·哈桑，英国已经四次组织队伍讨伐，最后一次出征的部队有1.5万兵力。但英军每次讨伐之后，本·阿卜杜拉·哈桑都能重新组织队伍，继续抵抗。反对派兵征讨本·阿卜杜拉·哈桑的呼声高涨时，时任陆军部长的温斯顿·丘吉尔提议让空军接手。很快，6架小飞机被军舰运到东非，连续两天轰炸本·阿卜杜拉·哈桑的城堡。一个月后，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丘吉尔得意地告诉议会，对索马里兰的陆路征讨耗费了600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1.2亿英镑)，但空军只用了7.7万英镑就完成了任务。

    命中率：各有解释

    即使空战的优势得到广泛认同，对这种战术效力的疑虑也从未消失过。

    以英国空军在索马里兰的空战为例，怀疑论者指出，轰炸过后，直到地面部队出动，本·阿卜杜拉·哈桑才带着700名步枪手离开这个国家。当时的地面部队指挥官说，空军所称的胜利不过是“欺骗”。他甚至指出，空袭让敌军分散逃窜，让地面部队更难作战。

    有一段时间，对空战的推崇几乎到了迷信的地步。1922年，英国空军被委以任务，以同样方式维护英国在伊拉克的地位。受命时，空军将领坚持，只有空军有权决定何时、何地采取行动给敌人造成心理震慑。陆军对空军这种蛮横态度极为不满。当地陆军指挥官讽刺空军说：“上帝才知道他们打哪儿来，把炸弹投到上帝才知道的地方，又消失到上帝才知道的地方。”

    这样的抱怨并非全无道理。虽然空军号称能精确击中指定村庄里的指定房屋，但他们投放的炸弹里，能命中目标的不到半数。就连“轰炸机海瑞斯”也同意，二战期间空袭并不精准。他承认，如果目标面积小于几平方公里，就无法从空中予以精确打击。海瑞斯因此强调，空战的理想目标是整座城市。他说，这有助于赢得战争。

    即使人们对空战的命中率有所怀疑，其节约开支、减少士兵伤亡的优点仍压倒了这些顾虑。空军将领坚持认为，空战的真正目标不是具体建筑物，而是一个概念，即敌人的士气和作战意愿。

    丛林作战：空战魅力渐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长时间内，能有效削弱敌军士气仍然是空战不可替代的优点。

    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前总统林登·约翰逊的顾问一度主张放弃空战。他们指出，在这个农耕为主的国家，工业产出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轰炸那里的铁路和工厂不会对当地人构成太大威胁。但当时的美国空军司令反驳说，正因为越南的工业基础小，整个国家对其依赖程度必然很大，轰炸这些目标肯定会造成重创。事实并非如此。美国轰炸了越南的储油罐和铁路，越南人就改用小桶储油、四处零售，还用自行车运送给养。

    那时候，无论空袭是否有效，总比派出地面部队强。美军地面部队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的对手机敏而难以捉摸。空袭并没有造成越南士气低沉，但美军将领仍不厌其烦地变换轰炸方案。约翰逊对此非常不满。有一天，他当面斥责陆军参谋长：“轰炸，轰炸，轰炸，你就知道轰炸。”他说：“我想知道为什么就没点儿别的……我不需要10个将军来这儿10次，每次都告诉我要轰炸。”从那个时候开始，丛林空战逐渐开始失去其魅力。

    当然，精确制导技术的发展令常规战争逐渐发生变化。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经验显示，战斗机能够准确击毁数百辆装甲车，并使萨达姆的部队陷于瘫痪，使之完全无法与美英的地面部队交锋。甚至有人期望，对付游击队和小股武装力量，空战同样有效。

    然而，美国空军高级空战研究学校的专家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小股游击队和恐怖分子“不大可能成为空中打击的有利目标”。在针对非常规武装的军事行动中，空战只是间接发挥作用，比如收集情报、运输部队或者保证通讯。

    平民伤亡：致命缺陷

    尽管技术发展迅速，空战仍难以避免造成平民伤亡。黎以冲突的结果表明，动用空军打击非常规武装，不仅难以实现预期目标，还可能因大量平民伤亡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

    《经济学家》周刊指出，游击队等非常规武装部队精悍、移动迅速，擅长出奇制胜，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这都加大了精准空中打击的难度。在与非常规部队的较量中，准确的情报比具体战术更重要，情报不准贸然空袭只会导致平民伤亡。

    更重要的是，即使情报准确、制导精确，在人口众多的城区投放炸弹，仍然可能伤及目标附近的无辜百姓。在以色列占领区，以军的情报非常可靠，能够比较准确地空袭哈马斯和其他武装组织。即使这样，仍然造成附近平民丧生。

    在黎巴嫩，以军面临的形势更加不妙：既无法精确打击敌人又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在黎以冲突中，以军的空袭没有击毙真主党的主要领导人，没有摧毁真主党的移动火箭发射器，但却造成了数十名平民死亡的“加纳村惨案”。

    更糟的是，以军的空袭也没有造成所谓的“心理压力”。空战开始时，以军不仅希望一举击垮真主党，也希望给黎巴嫩政府和其他政治力量施加“心理压力”，从而促成真主党解除武装。然而，直到黎以停火，真主党解除武装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话题。

    以色列最后发现，即使在“意志”层面，空战也未能摆脱其固有缺陷。停火前48小时，以军不得不“过时地”向黎巴嫩南部派出地面部队、占据疆土，好歹给人留下“获胜”的印象，但这却是空战无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