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com消息(世界周刊):
康辉:大家好,欢迎收看世界周刊。
本周,911五周年成为世界的主流话题,美国更是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
其实,911从发生那天起,早就超越美国而成为全球性事件了。
5年来,焦点之外的地区,比如说欧洲也在经历着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变化。
这种变化,对于政治家来说是一种挑战与考验。在这当中,有人乘势崛起,有人翻身落马,也有人无比郁闷。
而现在最郁闷的一个可能要算英国首相布莱尔了。
在他执政生涯的第9个年头,要求他下台的呼声却是一浪高过一浪。
这不,本周布莱尔就生气了。
9月12号,刚刚从中东访问归国的布莱尔出席了英国工会联盟年会。
然而,就在布莱尔走上讲台时,台下出现了混乱场面。抗议口号和标语一股脑地冒了出来。
几十名左翼工会联盟领导人甚至马上起身退场。
久经政坛风雨的布莱尔开始还不乏幽默地表示,感谢这种“多少还不错的开场白”。
然而,当只要他提到伊拉克和阿富汗,会场内就响起嘘声和抗议声的时候,布莱尔终于忍无可忍了!
【英国首相 布莱尔】
“你们可以高举“滚出去”的标语,但英国军队之所以留在那里,是因为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民主政府需要我们的军队帮助他们抵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
更让布莱尔生气的是,混乱场面出现在他最后一次以工党领袖身份出席的工会联盟年会上。
因为早在5天前,他已经宣布将在一年内离任。
对布莱尔来说,明确离任的具体时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这让他提前“跛脚”。
然而调查显示,59%的工党党员希望他明年5月地方选举前辞职,还有38%甚至希望他今年秋天就走人。
【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张健雄】
“英国工党现在
在国内的声望越来越低
支持率已经达到最低点了
前一届在英国下院里面
英国工党还得到的408个席位
到了去年只剩下355个席位
工党就把这个归咎于布莱尔的政策
急于要挽回这种颓势 就急于要换人”
不知是不是巧合,正当布莱尔遭遇尴尬的同一天,12号,英国财政大臣布朗宣布将搬进唐宁街10号。
唐宁街10号本来是首相寓所,11号是财政大臣寓所。
但1997年布莱尔当选后住进了面积更大的唐宁街11号,而拥有唐宁街10号使用权的布朗此前一直没有搬进去。
不过据报道,布朗这次搬家经过了首相办公室的“同意”。
康辉:但英国《卫报》也披露了一个花絮,上周布莱尔夫人切丽突然被通知“窗帘送来了”,一时摸不着头脑:“什么窗帘?我没有订窗帘。”
事后才知道是布朗夫人订购的窗帘,错送到唐宁街11号,这才让布朗搬家一事“东窗事发”。
不管怎样,布朗的举动被媒体解读成了具有“逼宫”色彩。
这让许多人马上联想到:1990年,执政11年的撒切尔夫人也曾遭党内逼宫。她和布莱尔都带领自己的政党连续三次打赢选战,但也都因恋栈而遭反对。历史如出一辙!
但历史也有不同:撒切尔夫人遭反对主要是因为国内政策,而让布莱尔狼狈不堪的主要原因莫过于在伊战问题上的失误。
本周,窝了一肚子火的布莱尔开始“绝地反攻”了。
“坦率地说,在一些欧洲国家政界,有些政客的反美情绪真的是十分愚蠢疯狂。”
9月14号,布莱尔在外交政策中心发布一个小册子,公开反击欧洲国家的“反美情结”。
这不亚于在暗流汹涌的水面投下了一块石头,一下子让争论表面化了。
用德国《世界报》的话来说,在布莱尔眼中别人都有“反美情结”,实在是因为他有太强烈的“亲美情结”。
【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张健雄】
“布莱尔这么做的目的
主要是为他自己的政策辩护
因为布莱尔在英国国内的声望下降
很大程度是(因为)追随美国
在欧洲一些国家
改变了追随美国的态度
你比如说是意大利 西班牙
都把他们军队撤回去的
但是英国坚持不撤 还没有撤”
英国肢体语言专家科利特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与布什总统在一起时,布莱尔总是将双手放进前面的裤兜里。这是一种紧张和服从的姿势。
伊战后布莱尔紧跟美国的立场不仅让工党陷入分裂,也让欧洲陷入分裂。
然而3年后,随着西班牙前首相阿斯纳尔、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等伊战“志愿联盟”的关键人物先后离任,新老欧洲的裂痕似乎开始弥合。
但如今一番关于“反美情绪”的讲话,让布莱尔的执政危机开始演变成一场关系“欧洲外交方向”的论战。
8月中旬英国警方挫败伦敦机场飞机恐怖爆炸阴谋后,《卫报》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不少选民将日益增加的对英国的恐怖威胁归咎于布莱尔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上采取的政策。
9月12号,英国广播公司的民调也显示,55%的英国人认为政府过于接近美国。
康辉:无独有偶,最近英国电视四台制作的名为《审判布莱尔》的影片,也引起了激烈争论。
这部即将在10月份播出的影片虚构了布莱尔下台后因伊战而被指控战争罪的情节,反映出了欧洲在如何反恐和如何处理欧美关系问题上的分歧。
这些当然只是虚构。不过,就在9月12号,另一场现实中的审判或许能让有一肚子闷气的布莱尔有所思考。
9月12号,伊拉克,审判萨达姆的法庭上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证人 加富尔?哈桑?阿卜杜拉】
“萨达姆,祝贺你!你被关进牢笼了。”
【 萨达姆】
“你是伊朗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走狗。我们会碾碎你的头。”
我要求国际专家调查库尔德人被杀案件,不要美国专家,他们不公正,要从瑞士等中立国派出的专家。
这一幕让《费加罗报》很是感叹,觉得审萨审到今天,越来越像一出冗长的肥皂剧。
同一天,美国总统布什发表电视讲话,承认萨达姆与9·11恐怖袭击事件无关。
两者的叠加让更多欧洲的政治家开始思考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问题。
而就在萨达姆在法庭上就是不肯低头的时候,另一个反恐战场阿富汗却在罂粟的包围中。
阿富汗缉毒官员透露说,今年罂粟大丰收,产量是塔利班垮台以来最高的。阿富汗的毒品问题有可能严重失控。
更严重的是,毒品反过来有可能滋养塔利班武装。
9月13号,美联社曝光了一盘据称是塔利班拍摄的录像带,记录了近日塔利班在坎大哈的武装行动。录像中塔利班分子称,他们在目前的军事较量中处于强势地位。
【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张健雄】
“阿富汗的塔利班它有什么优势呢?
一个是有地形的优势
另外一个优势他有民众的优势
很多民众还是愿意帮助他们
伊拉克的情况也是一样
这种抵抗力量你很难根除它
它藏在民众中间 藏在村里头
藏在山区里头 从这个角度看
美国它没有力量(消灭他们) ”
就在9月12号,一场突然发生在美国驻叙利亚使馆前的激烈战斗震惊了全世界。
4名恐怖分子竟驾车硬闯使馆,企图制造爆炸。他们虽然全被击毙,但这一行动充分显示了美国已经成为国际恐怖势力袭击的主要目标。
康辉:几场战争下来,美英展示了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也让恐怖袭击从境外蔓延至了家门口。
如果没有811伦敦机场恐怖阴谋案,布莱尔对于五年反恐成果或许有更多的估计,他所要面对的争论和压力也许要少一点。
然而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伦敦机场到叙利亚使馆,问题一个个在911五周年前暴露。
布莱尔的生气与反击背后,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今后的欧洲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将选择怎样的道路?
本周,赫尔辛基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可能给欧洲带来新的启示。
9月10号,第六届亚欧峰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开幕。
“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包括恐怖主义,成为这次峰会的主题。
【同期 欧盟委员会主席 巴罗佐】
“今天是911五周年纪念日,我们将在这里讨论如何通过相互宽容与尊重,来提升不同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对话水平,如果能这样做多元文化共存是有可能的。 ”
“大西洋在变宽”,这是芬兰媒体的评论。
西方主流世界在反恐问题上分歧日益加大,但经过10年不平凡的历程,亚欧新型全面伙伴关系日趋成熟,选择一条不同于美国的反恐道路,逐渐成为共识。
亚欧峰会倡导的对话道路,也因此被媒体比喻为“世界减压阀”。
【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张健雄】
“从打击恐怖主义的方针策略上
欧美国家是有不同的看法
美国认为恐怖主义可以用武力消灭他
*所以他就采取了动武的方式,
*欧洲看法就不一样
欧洲说你要铲除恐怖主义
首先铲除恐怖主义的土壤
就是贫困 ”
对于这条道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体会到了。9月13号,安南指出,他近日在走访中东时了解到,伊拉克战争给该地区带来了一场真正的灾难。
然而,走出一条真正不同于美国的欧洲道路,并且用一个声音说话,也并不那么容易做到。
【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张健雄】
“欧洲领导人一向是否认有新老欧洲之分别
实际上到现在为止
这个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存在的
就是(欧盟)新成员国里面有一些成员国
还是比较跟美国走的比较近一些
比如说像波兰还是紧跟美国
还有一些准新成员国
像罗马尼亚、保加利亚
在外交政策上还是追随美国比较多一些”
康辉:平心而论,布莱尔作为改革派的工党领袖,上台以后进行了很多深刻改革,使10年间英国经济成为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以美英之间的特殊历史文化联系,布莱尔本来可以成为大西洋两岸的桥梁。
然而,他在外交政策上的选择,离大西洋对岸太近,而跟英吉利海峡对面较远。
9月14号,美国前总统卡特就在BBC新闻节目中直言不讳地批评布莱尔只是简单地照搬美国的外交政策,而没有从中起到缓和作用。
布莱尔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也摆在每个欧洲政治家面前。而这,不是靠生气,而是要靠理性来解决的。
人物:希望之光
1963年6月13号,广岛一个漆黑的夜晚。
按照当地习俗,人们正为死去的亲人放河灯。
一位年轻的父亲站在江边,他的儿子刚刚出生,可是医生告诉他,孩子患有先天智障,丧失了语言能力。
是让孩子自然死亡?主动杀死他?还是为孩子的生存而战?
犹豫中,他在河灯上写下孩子的名字“大江光”,心里默念:就让孩子安息吧。
然而,很快,这个念头被打消。
那一晚,他在江边发誓:要和大江光一起活下去。
43年后的本周,当年那位年轻的父亲已成为71岁的老人,他来到了中国,在社科院报告厅写下了他演讲的题目:始自于绝望的希望。
康辉:这位勇敢的父亲,就是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先生。
如今回首往事,他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骄傲,但这种骄傲并不是因为自己已经成为全世界最优秀的作家之一,而是因为他终于能够和儿子大江光一起活到了今天。
给他力量的,正是那道始于绝望的希望之光。
2006年9月12号,距离9·18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来到中国的大江健三郎先生又做了一件勇敢而值得骄傲的事情。
这一天,大江先生来到南京,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候,他只有2岁。
从门口的“和平钟”到陈列馆门口的张纯如像,从遇难者“300000”那个数字,到“万人坑”……大江健三郎神色凝重,一言不发。
在到达用铜浇铸的大屠杀幸存者脚印旁时,大江走得特别小心,惟恐踩着了那些脚印。
夏淑琴,78岁。
1937年12月13号,日军入南京后,全家祖孙9口人中7人遭日军杀害,时年8岁的夏淑琴在身中三刀,昏死过去,与四岁的妹妹幸免于难。
这次,大江健三郎亲耳倾听了夏淑琴的讲述。他这样说到:夏淑琴老人在经历了可怕的灾难之后还能勇敢地面对历史,让我感到人超越了痛苦就变得更坚强,更是一个真正的人,她的高尚令我深深感动。我要把这些东西,写到我的书里……告诉日本的年轻人。”
康辉:为无言者倾诉,替受害者代言,不管加害者来自于权力、社会还是命运本身。一直是大江健三郎作品的主题。大江先生总是谦虚地把自己列在日本那些最为自觉和诚实的“战后文学家”的最末尾,他经常这样问自己:你体验过被山羊啃食的圆白菜的痛苦吗?
他最著名的作品《个人体验》这本书,就是从一个受害者的视角,体验命运的艰辛,体验从绝望中孕育的希望。这种“个人体验”,实际上早就超越了个人的范畴。
“假如音乐不存在会怎样?”
人们很难把美妙的音乐与一个脑瘫,癫痫,弱视,只有4岁儿童语言能力的人联系起来。
然而,大江健三郎和他的儿子大江光却创造了奇迹。
光5岁的时候开始对鸟叫声感兴趣。大江健三郎便买了所有鸟叫的唱片和儿子一起听。
光6岁那年夏天,大江健三郎带儿子去度假。在湖边,鸟儿开始鸣叫。
大江健三郎:
“突然间
有一个清晰、平静的声音说
“那是一只秧鸡”
我震颤了一下
森林里静寂无声
我们沉默了5分钟
我祈祷着
在头脑里祈祷着
请让另一只水鸡叫吧
请让我的儿子再说一次吧
如果那不是我的幻觉或是做梦
过了5分钟
母秧鸡又开始唱歌了
我的儿子又说
那是一只秧鸡”
回到家里,大江健三郎和妻子一夜没睡,等着孩子再次说话。第二天早晨,一只麻雀飞过窗前,光又小声说:“那是一只麻雀”。
这是奇迹的开始。
随后,大江夫妇请来老师教儿子音乐。
16岁时,大江光双目几乎完全失明,但在母亲的指导下,他学会了作曲。
20岁时,大江光出版了两张自己的原创古典音乐唱片,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对唱片赞不绝口。
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带着光到瑞典参加授奖仪式。一家报纸在他们身着燕尾服的照片下方写着:“大江健三郎和他的天才儿子”。
有人说大江光实现了他父亲最喜爱的那本书——《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中的梦想,骑在鹅背上,追寻鸟叫声飞行。但大江健三郎本人何尝不是那个历经坎坷,终于修成正果的小尼尔斯呢?
大江健三郎:so besides [learning from] the birds [like Nils], my son can say, "Yes, I am a human being, I am a man." Besides the discs of my son, I thought "I am a man."
康辉:儿子是大江健三郎生命的延续,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写作不仅是大江健三郎给自己儿子的疗伤药,更是对他本人和日本社会的疗伤药。 因为让大江先生感到痛心的是,错误的未来指向,毫无反省的状态,已经最大限度地否定了日本这个国家和年轻的日本人本应拥有的真正未来。
2006年9月9号,大江健三郎在北京演讲时专门谈到了鲁迅。
“我非常喜欢“故乡”结尾处的那句话——(朗诵般的)“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的希望,就是未来,就是新人,也就是孩子们。”
大江先生相信,惟有年轻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鲁迅的话才能成为现实,地上才能有路。
不过,在他看来,新人并不一定指的是年轻人,也包括了脱掉了旧外套的老人,甚至包括了他自己。“只有新人才能做一些事情,我们也必须变成新人。”
大江的“新人观”形成于上个世纪90年代。他在哈佛大学讲演的时候,一位自己觉得很聪明的日本留学生提出反问:为什么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必须从以前太平洋战争的失败中吸取教训?现在日本新的繁荣不是把战败的痕迹一扫而光了么?
大江回答说:你还年轻,你的历史中还没有失败的经验吧?但是我已经不年轻了,我知道,除了失败的教训之外不想学别的了。我附带说一句,日本乃至整个世界,不是已经并不年轻了吗?
首先意识到父亲已经不再年轻的,是他的儿子。2005年,大江健三郎70岁生日那天,沉默了5年的大江光拿出了自己谱写的新曲。乐曲的题目就是“我的父亲将满70岁”,乐章开头非常悲伤,但结尾部分非常乐观。
大江健三郎意识到,无言的儿子希望用音乐鼓励父亲:不要悲伤,你70岁了仍是个出色的人。要愉快地生活!
康辉:大江先生这次来中国几次提起“自己已经是一位71岁的老人,在不久的将来即将离开这个世界”,听起来让人难免有些惆怅。
但正如大江先生本人所说的,为了那个能够体现出人的尊严的未来,为了把对未来的憧憬和确信告诉北京和东京的年轻人,他便把他那尊老迈之躯运到北京来了。
他说在有生之年,希望向鲁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挨近一点点。
对面这样的一位老人,在即将结束今天话题的时候,我们突然觉得一切的评价都显得多余,就让我们用大江先生在《始自于绝望的希望》中的一段演讲词去感知这位追求希望之光的可敬老人吧。
我们要改变现在这种毫无反省的状态。我要把它作为自己晚年的工作,加入到保卫宪法第九条、保卫教育基本法的运动中。已经有老年、壮年、青年和妇女等有觉悟的日本人走在了这条道路上。诚然,我们所面对的是猛烈的逆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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