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意思，两部围绕女性展开的小说，一个视角落点在农村，一个视角落点在都市，双双引发争议，然而，这两部作品及其引发的文化现象对比着看才更有意味。一部是贾平凹今年年初发表的新作《极花》，另一部是成就了同名热播剧的《欢乐颂》，它们其实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体两面。

　　时过境迁，曾经饱受争议甚至被禁的《废都》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平反”，但《极花》也许不会有那样的好运气。《极花》里的中国农村和农村观念，不管再过多少年都是会受到批判的。因为在作者百转千回的眷恋和“不自在”里，女性又沦为了社会发展不光鲜的那一面的“背锅侠”。

　　《极花》简介里是这样写的：“这部作品从拐卖人口入手，真正关注的是当下中国最为现实的贫困农村男性的婚姻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冲击力。”在《后记》里，贾平凹讲述了他创作的初衷和困顿。故事源于他老乡的女儿，初中辍学被拐，三年后经过苦苦寻找，好不容易在公安帮助下被解救出来，却因为不堪舆论的重压，又回到被拐地。

　　这个故事和结局让他震惊，小说里，老乡的女儿化身“胡蝶”。作者“让那个可怜的叫胡蝶的被拐卖来的女子在唠叨”，通过“她”的唠叨，发出“他”的天问——社会在进步文明着，怎么还有这样的荒唐和野蛮，为什么呢?——这也许是贾平凹创作的原始冲动，但最终让他“无言以对”的却是那些没能力、没技术、没资金，剩在村子里，依赖土地解决温饱，却再也无法娶妻生子的男人们，他唏嘘的是一个村子里的跛腿光棍说的那句话：“我家在我手里要绝种了，我们村在我们这一辈就消亡了。”

　　“不能漠然于现实，不能躲开它。”我想，这一点贾平凹是做到了的。农村是中国的根，那里有最传统的中国，也有最变化中的中国。“胡蝶”在小说里唠叨她的命运，作者在笔端讲述着他看到的在中国大转型年代被日益边缘的贫困农村。他们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却伸出罪恶的手去摆布他人的命运。作者怒其不争，却限于困局，他有深深的忧思，却过于沉湎对传统乡土的眷恋。

　　而最多的质疑也正是这种“眷恋”所产生的对“恶”的悲悯，这种“眷恋”让他对被拐女性的悲惨命运无力，让他对作恶的愚昧的农村男性无力，更让他对“中国大转型年代”的凋敝的农村无力。所以，他才无可避免地被打上“直男癌”的标签。

　　贾平凹在采访回应中有些无奈，他说，他没有不尊重女性。然并卵，白纸黑字里既有孩子，也有脏水，既然一股脑抛出去了，那反弹回来什么不也很正常么。肤浅的笔者也许没有资历评判这场争论中的是非，但就事论事，那些“我弱我有理”的“恶”不值得同情，而一味抱残守缺的悲悯也是极其狭隘的呓语。还好，他们是无力的。

　　城乡二元对立也许是我们社会发展最深切的历史遗留问题。如果《极花》是一元，那么《欢乐颂》就是另外一元。

　　诚然，《欢乐颂》在文学定位和深度上与《极花》不是一个量级，但这本略带“玛丽苏”气味的小说里，也非常现实的反映了城市化发展中阶层和观念的差异，只不过，这里反映的现实虽然“有毒”，但还是“有药”可解的。阶层的存在和固化并不会对个体的人格尊严和命运做出绝望式的清剿，她们还可以靠双手去奋斗，她们还有爱情和期冀，她们还有友情和阳光，所以原作者才说“生活荆棘满地，但无法阻挡我们一路高歌。”

　　50年代生人的贾平凹还在用20世纪的思维定式思考传统乡土中国的转型之困，而21世纪的城镇化却正在期望一个“洗心革面”的乡土中国。事实上，很多地方的农村分到了城镇化发展的一杯羹，他们生活富裕，不愁婚嫁，无论是耕作还是打工积累的财富，足以让他们的家族带着更好生活的希望发展下去，只要他们自己不懈怠。如果是那种既无法适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又违背人道伦理的乡土，沦陷了又有何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