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粽子飘香的时节。

　　端午节那天一大早，妈妈就急忙忙去楼下摘艾草，那是好几天前就盯好了的一丛，壮硕茂密，绿葱葱的，只等到了端午这天下手。“可得快点，在城里这可是稀罕物儿。”妈妈一边念叨一边加快脚步。可惜还是晚了，早已有人捷足先登，她只好取了几支柳条挂在门上代替。“在咱们老家，挂柳条跟艾草一样。”

　　家里的娃儿一下床就被蒙头蒙脑地缠上了五彩线，戴上了香荷包，然后睡眼惺忪地被推到餐桌前吃粽子和印了好看图案的“花馍馍”。“过端午喽!”

　　在我地处西北黄土高坡的家乡，同日庆祝的这个节日有着另一个名字——“五月五”。它的由来全然没有“端午节”那么高端大气，既无关满腹《离骚》的屈原，也跟一夜白头的伍子胥扯不上关系，遑论浸润着江南水乡雅致的吃粽子、赛龙舟、喝雄黄酒了。

　　祖辈生息在山坳里的农家人，面对的是日复一日、没有尽头的艰辛劳作，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由哪个聪明人想出来的好主意——在一年的每个月都造出一个节日来，为清贫单调的生活凭添些许活力和乐趣。于是便有了正月里的元宵节，然后就是二月二、三月三、四月八……到了五月，就是“五月五”了。又因为每年到了此时，天气日渐炎热，毒虫滋生，于是这个节日又有了防疫祛病、避瘟驱毒、祈求健康的寓意。

　　虽然一年里节日众多，但唯独这个“五月五”，因其美好的时节和丰富的福利，给孩子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爸爸妈妈每每忆起，总是一副欣然回味的神情，仿佛瞬间就回到了童年。

　　在妈妈的记忆里，“五月五”当天，最隆重的仪式是一家人早晨去田里“扫露水”。时值仲夏伊始，田里的麦子刚刚吐穗，约莫齐膝高。天微微亮，太阳还没从群山背面跳出来，前一夜的露水还凝结在草叶上。一家人一边聊着天，一边欢快前行，用双手和双腿扫过麦田。这些露水据说是可以治百病，甚至“洗眼睛”的。返程路上折下柳枝和艾草，照例都要悬挂在大门上，以防邪祟。

　　到了“五月五”当天，各家各户都歇了农。乡亲们见了面都喜滋滋地互相招呼一声：“到高高山上滚圆馍馍去喽!”其实，并没有什么人真的上山去“滚馍馍”，粮食金贵的日子里，“滚馍馍”只是一个不知始自何时的传说，被一代又一代的后辈想象。

　　节日里，最高兴的自然是孩子们。因为这天不但可以免除平日里的学习和“劳役”，还有各种期盼已久的游戏和“好吃的”。

　　男孩子们很盼望的一项活动是“灌黄鼠”。平日里这项活动大都会被大人骂为不务正业，只有到了今天才成了名正言顺。三五个大孩子，或挥舞着舀水的瓢(水淹)或被大人恩准扛着风箱(烟熏)，杀向山上早瞄了好几个月的黄鼠洞，后面跟着一串欢天喜地凑热闹的“小萝卜头”。收获的黄鼠，往往被孩子们拴根绳子养在身边，是个颇惹人眼馋的战利品。

　　女孩子最爱的是戴五彩线和香包。五根彩色的线绳捻在一起，箍在腕上，好像一支美丽的手镯。家境殷实的一般用质地良好的丝线，家境贫寒的用彩棉线，或用自家捻的羊毛线调和染料染出的彩线。彩棉线可以向走村串户的货郎客“割”来。每到端午前后，货郎客琳琅满目的担子里就新添了五彩线，一尺几分钱，几乎家家都割得起。按照妈妈的说法，五彩线是用来防蛇的。仔细想来，也有几分图腾崇拜的意味。拧在一起的绳子，模拟的不正是蛇的形态?

　　至于精致的香包则是比拼各家女主人手艺的好擂台，虽然里面放的香草都一样，但外表形态却各异，是做成普通的元宝形状，还是特别的动物形状，考验的都是妈妈们的巧心思。

　　无论男孩子、女孩子，最期待还要数各种各样平日难有机会入口的美食。“五月五”当天，从早上起来就进入“大餐时间”：早餐是甜醅、凉粉、花馍馍、煮鸡蛋;午餐时，被孩子们惦记已久的腊肉终于下锅，在红色灶火的烘烤下发出滋滋的声响和阵阵香气，简直让人迷醉。另一种广受欢迎并广为普及的吃食是嫩豌豆。刚刚结出的绿色小豆被剥出来，嫩嫩的、软软的，放在嘴里带着独特的甜甜草香味。豌豆皮也可以吃，用巧妙的手法把里面那层嚼不动的薄膜撕去，剩下脆生生的嫩皮，跟豆子比起来别具另一番风味。

　　因为幼时随父母远赴东北，偶尔才得以返乡，我的童年并未躬逢如此“盛事”。等我懂事时，关于“五月五”的念想就只剩下五彩线和香荷包了。隐隐记得，每年节日的前一天晚上，奶奶在灯下用粗粗的手指巧妙地握着一根细细的针，把红红绿绿、闪着诱人光泽的碎绸布缀成美丽的形状，里面以神秘的香草填充，荷包的“耳朵”里配上漂亮的彩色丝线——运气好的话，还会掺杂几根闪闪发亮的金线和银线。在不许臭美的年代和年纪里，可以正大光明地在手上系起五彩线，颈上带着既漂亮又香喷喷的荷包，神气十足地走在夏天日渐明亮的阳光下，确能极好地满足一个小人儿的虚荣心和爱美心。所以，往往“五月五”过去好几天，这几样物件还不舍得从身上摘下。

　　不少名家都写过自己家乡的端午节，比如汪曾祺写家乡高邮的咸鸭蛋和“十二红”、沈从文写湘西小镇热闹的赛龙舟和捉鸭子、梁实秋则干脆把端午节叫成“粽子节”，各有趣味，各自亲切。我想这些文学大师自然不是为了炫耀家乡的小吃和仪式，而是借由这些节日符号，把自己关于故土和故乡的人与物的记忆勾连起来。

　　“妈妈，妈妈，这根五彩线给你系。”饭桌旁的小娃儿扬起粘了粽子粒的小脸，对着我明媚地笑。我回报以微笑，仿佛看见幼时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