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长江

    同样面对“红绳”，我受不了，当地的同行就无所谓？这里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用了两年的时间不断观察、琢磨，最后基本认定是心态。

    “心态”，这东西不是表格，不是图画，怎么量化？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内地记者使命神圣，肩负重任，香港记者则往往低调平和，身上没有什么优越感；而从内里来说，内地的记者一旦成为“无冕之王”，心里总好像觉得比别人高出了一头，眼前的世界也顿时成了手下的一块小菜板；然而香港的记者则不同，在他们眼里，从事媒体传播，那只不过是社会种种职业当中的一种，没有什么高低贵贱，假使有，至少不高。这一比就出了反差。

香港记者在室外拍摄采访

    可是内地记者身上特“牛?菖”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呢？

    初到香港，我还没攒下几个知心的朋友，就是有，人家是当地人，也不好意思当面剥我的皮。于是只有自我反省。想来想去找不到更多的原因，自忖无非身怀二气：豪气、官气。这两种“气”不分次序，是它们共同把我的心烧得像一块烫手的木炭——

    先说“豪气”。我到香港做记者虽然只有不到三年，但稍微在脑袋里过一遍电影就不难发现，香港的记者在这个社会仿佛并不拥有太“崇高”的社会地位，每个记者外出，面孔上从来都不会挂着“为民请命”、“替天行道”的伟大胸怀，而我在内地的20年，做惯了“社会良知”、“匕首和刀枪”，心中总有一面战旗，那就是美国报业大王普利策说过的那句名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只，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并及时发出警报。”一个新闻工作者，不管在任何社会，难道不应该时时体察民意、针砭时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香港的记者难道不崇尚理性批判？他们不熟悉“普利策”吗？事实上，我想他们熟悉得比我早。

    再说“官气”。我在香港，有的时候甚至觉得这个社会真的是太不给传媒人面子，这使得所有记者根本就没有机会把胸脯挺得高高的，更不可能走到哪里都让人恍惚觉得是来了一群“钦差大臣”。我在内地也不想让自己身上沾染“官气”，《新闻调查》工作的8年，也一直在本本分分地做一个“田野记者”，但是身上到底有股味儿，什么“味儿”？医生长久地在医院里工作，自己是嗅不出自己的满身药水，可是一到了外面，别人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非要活捉萨达姆，找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巴格达的炮火轰炸中，内地人认识了“凤凰卫视”的一位年轻姑娘——吕邱露薇，而我到了香港，发现香港的记者其实个个都很像“吕邱”，他们的新闻敏感和职业激情并不比我弱，日常工作却很平凡：发现新闻、抢到新闻，第一速度、第二详细。

    记得有一次在九龙采访政府拍卖土地，活动快要结束了，我和摄像师已经开始收拾机器准备打道回府。突然身边的当地记者像听到了发令枪，拔腿就往一个地方跑，那地方是楼梯，露天的、麻花儿一样的旋转，记者们不分男女老少，手里不是举着照相机就是摄像机，谁都顾不得脚下的危险，就在旋转楼梯上边跑边采访刚刚出现的几位香港大佬儿，那阵势简直让我害怕，当然也让我“脸红”。事后想，尽管对香港的大佬我这个内地记者没有什么追捧的必要，但是如果那天突然出现的是我要采访的人呢？我会不会不顾一切地冲上旋梯，非要第一个抢到“头条”？

    我身上有股味儿，香港记者身上却有股劲儿。这股“劲儿”因为是在资本主义，又加上前些年香港因为受过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就业形势一度紧张，这些都让我把香港记者身上的这股“劲儿”时常和一个“物件儿”发生联想，这个“物件儿”就是饭碗。香港记者每天小心翼翼、恪尽职守，手快、脚快、眼珠子快，因为记者的行当对他们来说首先意味着一份人工（工资），干得好，“人工”就往上涨，干得不好，下场自知，谁会像我一样没完没结地和一条“红绳”过不去？他们的“饭碗”背后，老板的眼睛不仅雪亮，受众更是他们直接的衣食父母。

为制作《万隆会议50年》的大型专题片，长江在香港街头串场，摄像为黄建国

    尽可能想通了一切“不同”，我开始抱起一颗平常心，就和当地记者同样低调，同样自己找新闻，入得庙堂，落得坊间，靠自己的双腿走进这个社会。时间一长，慢慢地我发现自己身上的“火气”悄悄溜了，被拍碎了的那块木炭原来四下跳跃的小火星儿也逐渐变得温柔、安静。放下“大哥大”、“大姐大”的架子，我的新闻理念甚至也发生了某种变化，“普利策”不再那么经常地召唤在心头，“马歇尔·麦克卢汉”却时常出现在眼前（世界著名传播学家，曾提出“媒介即讯息”的理论）。马氏理论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媒介首先意味着信息”，它讲究新闻传播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让社会以最快的速度知晓身边发生的事。香港记者采访要说有什么特点，就是务实，不大理会空泛的意义。新闻报道哪怕涉及政治，比如下一任行政长官可能由谁来出任？政府和市民在哪一件事上意见不同？有钱人和平民之间如何打官司等等，更上心的也是事件本事、矛盾本身，他们不善于说理，也不喜欢说理。而我过去在《新闻调查》是多么地疾恶如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临危不惧，舍生取义”，那种感觉到了香港怎么好像和什么都不搭界？

    就在此时，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了内地的一档“新闻评论”性节目，女主持（香港叫主播）年轻漂亮，大方端庄，话语却绵里藏针，目光更透着其实所有事情她都早已“全知道”了的智慧。那一刻我浑身不自在，先是鸡皮疙瘩起了满身：过去很多年没准儿我也是这副样子？接着再看她，怎么看怎么都觉得她被装在电视机里已经不再是个记者，是什么？一种化身——真理、正义，国家、上帝？我说不清。

    1989年邓小平曾经讲过：“如果没有香港，起码我们的信息就不灵通。”

    很长时间以来，香港被认作世界传媒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个地位靠什么来赢得？

    我把自己沉入了200米深的海底，想让自己冷静，尽管手脚冻僵了我还是嘴硬，还是坚持：“一个新闻工作者应该具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但是新闻本体的内涵是什么？是为社会提供信息。在这个“职业点”上，香港的记者比“内地的”表现得更突出。“突出”，当然未必就代表正确与全面，但是一群传媒人，无论走到哪儿，不是让人恭迎就是让人害怕，这一点，恐怕也不大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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