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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来香港一百年>第一章之:在香港“咋”做记者?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7年05月30日 15:00 来源:

    作者 长江

    香港人管“走”叫“行”。

    满世界“走走”就是满世界“行行”(发“h?n?”音,且为第三声)。

    2004年9月,中央电视台派出了第9任香港驻站记者,我是其中之一,“行”入香港。作为传媒中人,尤其是喜欢业余涂鸦的一类,谁都管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工作之余,举凡有空儿,我总喜欢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像只小鸟儿,兴奋地不断扇动小翅——

    然而,香港毕竟有一个多世纪的特殊历史,中西合璧、亦古亦洋,前人诸子早把这颗“东方明珠”把玩过不知道多少遍,晚来香港一百年的我,要想在这里再发现什么新光景,那可不是件易事。果然,到港的头半年,我只字未成。直到8个月后第一次回北京,抽空到外派前我一直供职的《新闻调查》栏目小坐,老同事久未见面,一抬头“呦,姐回来了”?接着就围在一起嘻哈调侃:“香港人民可好?”“咱可是吃惯了红烧肉的,粤菜,能行?”“说正经的,姐,您在香港咋做记者?还跟过去在‘调查’一样吗?”……我心有所动,这个“动”并不是因为老同事久违了再聚还是亲亲热热的一点都没障碍,而是大伙最后的那个非正式的问题——在香港咋做记者?一个“咋”字可惹了祸,碰着了我内心的一块肿胀,立刻,辛辛辣辣、酸酸甜甜,许多东西都往外冒,直到返回香港,拉拉杂杂地还没完没了,这下手指头可有点难受,就坐到了电脑前,也不管敲出来的东西日后会不会遭人戳点……

    在香港“咋”做记者?

    一个内地人到香港“咋”做记者?

    在香港做记者和在内地还是不是一回事?

    说句欠谦虚的话,来这个地方前,我并不算是个搞新闻的“雏儿”——1996年,中央电视台为了跻身世界传媒舞台,大手笔地成立了一个调查性栏目,每期45分钟,讲述一个故事,追究一个问题,揭露一起黑幕,被业界誉为“中国电视深度报道的航空母舰”,这就是《新闻调查》。来港之前我不仅在这艘“航母”干了将近8年,同步读了6年“电视艺术”的研究生,再早还在报纸、杂志以及央视的其他栏目把编辑、编导、记者、主持人都做了个遍,资历、学历可谓不浅。然而到了香港,虽说干的还是记者的老本行,但是条条大路不一定通罗马:陌生、尴尬、混乱、无奈,触到“咋做记者”这个话题,肚子里泛上来的第一股酸水儿就是委屈——“在香港做记者和在内地完全不同”,这种感觉用不着8个月的时间来品尝,你扛着机器外出一次,回家就可以关起门来大发感慨——

香港记者被拦在“红绳”并不觉得委屈

    我的第一次“受屈”记得是在2004年9月底,那时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香港的一个著名行业协会为了庆祝建国55周年要举办一个大型酒会,提前邀请我们前去采访。按照内地的习惯,新闻记者,特别是CCTV的电视记者,一定会备受大会重视,组织者会把你照顾得周周到到。然而我和另外一名摄像师到了现场,门前不仅没人等待,没人给CCTV事先预备下一张热情的笑脸儿,相反胸前倒统一被人先啪地贴上了一块不干胶标签儿,那标签儿上面用英文印着“记者”的字样,然后就连人带机器被安插到了会场正后方的记者区。这个“记者区”很临时、很简约,就是十来米见方的一个木头台子,高有一尺,一面靠墙,三面都用绳子拦着。那绳子粗细很像拔河绳,外面裹着纯正的红绒布,样子既好看又体面。但是“红绳”是专门用来“圈”人的,记者到了会场就不得再越“红绳”一步。开始我不懂,也不是眼馋着偌大的会场内抄手形摆放着的两大溜西餐自助(也和记者无关),只是台子太小,媒体太多,摆不开机器,就试探着出来,想在台子外面找个地方支三脚架。谁知我的腿刚刚迈过“红绳”,工作人员就急忙跑过来,摊开双手把我往里面推:“快快,快请回到记者区,你们不能出来!”我登时傻眼,香港这个社会怎么能……我们可不是来蹭饭,而是你们事先……然而容不得我申辩,工作人员的手已经把“推”这个动作因为需要不断地加快速度而弄得有点滑稽,这下,我的自尊心可全完了,当场就被拍成了一块碎木炭,干巴巴的火星儿四散,根本拾不起尊严——看来香港记者台的“红绳”还真的并非虚设,是唐僧给“孙猴子”在地上画出来的圈儿。那位工作人员的手势以后长久都令我难忘。像什么?轰鸡?不错,一只小鸡不识趣儿地跑到了外面,主人正不胜其烦地把它赶回鸡窝……

    中央电视台在香港没有地位,这个“地位”当然要加上“特殊”两个字才准确。而“特殊”,不管我喜不喜欢、承不承认,那都是以往我在内地受用惯了的。内地的媒体,不要说正面报道,就是《新闻调查》专事批评,整天到处揭人家的短儿,我们记者的身上还是有一股虎威。现在虎落平阳,凛凛虎威荡然无存,猫的本事都无法施展。就是进入寻常的日子,比如打电话联系采访或者初次与人见面,你最好也不要开口说“我是CCTV的”,说了,第一,很多人听不懂,第二,CCTV的英文缩写本身就另有含义,是“中央电视监控”,这层意思来港前我不知晓,到了香港才愕然,从此再也不敢穿着台里发的T恤衫逛大街。

    2003年SARS期间,我曾在香港利用探亲做过一期《走进淘大花园》的电视节目,当时特首董建华本来已经同意接受我的专访,但是临了,距采访只有一个小时了,他的秘书突然打来电话,说董先生还是决定回绝,因为SARS以来,特首还没有接受过在港的任何一家海内外媒体的专访,“现在单独接受中央电视台也不大好。”这件事当时并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刺激,因为那时我只是偶然在香港“客串”一次,但是2004年9月以后情况就不同,我要在这里常驻,要天天做新闻,一回又一回遇到类似“红绳”的麻烦,总得思索个原因,想个办法抗争或者适应?

    然而接下来,我的表现真不给自己提气,没有“抗争”。为什么?

    孤军奋战,“反抗”徒劳,香港的社会也根本没人搭理我这份“矫情”。

    CCTV在香港没有特殊的地位,香港当地媒体诸如“有线”、“无线”、“亚视”、“凤凰”以及海外的所有传媒,任何一家在这里也都没有特权。大家被一视同仁,同在一条起跑线上竞争,互不干涉也互不妒嫉。比如香港立法会是一个手中握有生杀大权的立法及裁制肌体,香港所有媒体可以派人随时聆听每一次会议的内容,但是谁都不得进入到里面录音、拍摄,官方会在高墙之外引出一根视频和音频信号,供天下的媒体采用,但是如果香港的哪一个政府部门或者哪一位政府官员稍不留神,给人落下故意偏袒了“某一家”的口实,他可就要准备挨吐沫,这一点连董先生也不能不顾及。此种“区情”香港媒体习以为常,他们不仅对各种“特权”不存奢望,而且面对“红绳”,记者们个个也都好像没有怨言。

    过去CCTV常驻香港的一位老前辈曾经告诉我,1992年他刚来香港的时候有一天外出采访,那是港府的一个重要会议,媒体都在“下亚厘毕道”政府总部等结果。他看到香港的记者人人背着面包,拿着矿泉水,心里好笑:“这是干吗呀?一会儿采访结束,回家好好吃一顿不是更好?”可是那天的会议整整开了一天,香港的记者从早到晚就在外面“没脾气”地等,饿了就撕面包,渴了就喝矿泉水,没有一个站出来抗议:“既然估计会议要开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一大早就把我们都叫来?”这位“老前辈”心里窝囊,离开吧,怕误了新闻;不离开,又饥渴难耐。看着香港记者谈笑风生、一派自然,他后来甩给我一句极其深沉的感慨:“不一样!处境不同啊!香港的记者敬业,或者说职业,他们每天东跑西颠、忍饥挨饿,好像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委屈!”

    不知道什么是“委屈”就是“敬业”?就显得“职业”?

    “老前辈”的话让我眯起眼睛开始观察香港记者究竟和我们“内地的”有什么不同,这种“观察”实际上我明白,已经等同我对“红绳”免战高悬……

责编: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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