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一国两制】

    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否则，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与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相比，邓小平更硬。

    但邓小平也明确地表示：“在中国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

    1986年4月21日，邓小平会见香港船王包玉刚，说：“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不会在香港这么做，对能否实行一国两制总是会有人担心的，其实用不着担心，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是不会不讲信用的。”显然，邓小平期望通过包玉刚做香港的工作。

    邓小平给足了包玉刚面子。1985年10月25日，邓小平和万里、习仲勋、杨尚昆、谷牧等出席包玉刚的北京兆龙饭店落成典礼。此前，邓小平还为兆龙饭店题名。邓小平没能亲眼看到香港回归，令人唏嘘。

    13．【台湾问题】

    我们正在设法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蒋经国身体不好，一旦去世，会出现什么情况，很难估计。我们主张一个中国，蒋经国也主张一个中国，这是我们的共同点，是我们和谈的基础。我们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实在不行，也只好动武。我们不能承诺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将如何发展还很难预料。台湾出现独立怎么办？台湾永不和谈怎么办？台湾出现外国军队、外国力量占领又怎么办？我们怎么能够承诺不用武力！

    ———1985年5月4日，邓小平会见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主席吴奈温。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谈到台湾问题，后被概括为“邓六条”：“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不现实。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

    邓小平已料到蒋经国之后台湾局面的复杂，果然李登辉、陈水扁越走越远。

    2004年7月28日，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王在希表示，大陆不会为办奥运而容忍台独。

    14．【四项基本原则】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心中的底线。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谈话：“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不要怕外国人说我们损害了自己的名誉。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盘散沙？”

    1987年1月13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时谈到：“学生闹事，要向他们讲清楚危害在哪里，这就不能对他们只用拍拍肩膀的办法。要把是非讲清楚，要把利害讲清楚……连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允许无法无天，何况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观察中国问题，一定要认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中国有十亿多人口，几十个民族，建国后30多年又经历了曲折的历史，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也不奇怪。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我们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

    15．【对外开放】

    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

    ———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八九”风波后，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通过频繁地会见外国人士和书信交流，邓小平表达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和坚定的原则性。

    1989年10月26日，邓小平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说：“他们（指西方国家）的决策人至少有两点对中国认识不清。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22年仗建立起来的，建国后又进行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第二，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

    与此同时，邓小平也在试图消除西方的经济制裁。1990年1月在上海过春节期间，邓小平提出“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也许这就是1990年春，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突然对外宣布年内要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在当年12月19日建成的背景。事实上，很多经济体制改革的措施，比如物价，是在“八九”风波以后完成或推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