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毛主席像】

    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有，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敬。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究竟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

    ———1980年8月21日和23日，邓小平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齐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还要保留下去”。

    这个问题也是邓小平不能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用邓小平的话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无法推翻“两个凡是”，就无法解释自己的复出。不总结过去，就找不到自己的坐标，就难以明确自己未来的路径，于是有了其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5.【市场经济】

    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

    其实，关于市场经济，关于非国有经济成分，在邓小平的头脑中从来没有条条框框。

    1940年4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高干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发展国民经济，对于商人、富农经济都可以让其发展，而且都可奖励。”在1944年12月太行区第一届英模表彰会上，邓小平的话更明确：“要把扶助贫农、奖励富农在反对封建剥削上结合起来，目的是要使贫的变富，富的更富，通过富民政策促进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

    邓小平说这些话的时候，正是延安为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时期。这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邓小平把共产党人  

6.【党政分开】

    管理权力下放，涉及厂长负责制。现在中国环节多，有些行政公司要改，不搞厂长负责制不行。要搞负责制，首先厂长要负起责任，要明确企业的第一把手是厂长。企业党委的机构太大，人数太多。这两条要下决心予以解决。厂长负责制不要只是试点。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党政要分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党委如何领导？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党委不要设经济管理部门，那些部门的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现在实际上没有做到。

    ——1986年9月13日，邓小平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赵紫阳、姚依林、田纪云等汇报工作。

    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厂长承包制开始的，当时最有名的是马胜利。1984年马胜利承包了石家庄造纸厂，“一个能人救活一个厂”。

    在国企里，能人到底处在什么位置？过去说党的一元化领导，体现了计划体制的特点。后来叫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再后来，厂长上面的帽子没有了，党政分开了，党委这个战斗堡垒变成监督保障机构了。再再后来，是党管干部。

    至今，党政、政企分开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甚至还堂而皇之地出现了安徽芜湖市委书记兼任奇瑞汽车公司董事长的公开秘密，还嘻嘻哈哈地出现了艺人牛群出任蒙城县副县长的正经儿戏。

    7.【大包干】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

    此次谈话前，1979年6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邓小平对万里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一年后，邓小平还是忍不住要推动一下农村改革。

    正是在邓小平这次谈话的推动下，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开了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但会上并没有出现一呼百应的局面，众书记或各持己见，或模棱两可，只有安徽省和四川省明确表示在落后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会后，中央发了一个很谨慎的文件：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如今农村的情形是，土地的承包，责权利的明确，在促进农业大发展之后，又到了另一个坎儿：如何在市场的规则下，以经济利益和经济手段构建新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发展农业经济，保障农民利益。 临时的、权宜的措施变成了常规的政策，并形成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