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邓小平文选》

    五年来，我们同敌人在华北进行一天比一天尖锐、严重的斗争，大致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敌人前进，实行正面进攻，在华北兵力较少，经验缺乏，更对我党我军估计不足，给了我们从对敌斗争中创立抗日根据地以非常优良的条件。此期我们充分利用了敌人的弱点，打开了局面。当华北中央大军南撒的时候，我党我军即提出了“坚持华北抗战，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基本口号，确定了坚持敌后斗争的基本方针。这一阶段的对敌斗争，是环绕在打开局面，创造根据地与求得大发展的任务之上。其在本区的表现为：

    在军事上，一九三七年我们先以一部在同蒲路北段作战，如在阳明堡火烧飞机，随即全部沿正太线作战，如七亘村、黄崖底、广阳战斗，都是在敌侧背配合正面友军防御作战；只有在太原失守之后，才是本师单独作战，如在正太路粉碎敌人六路围攻。一九三八年进行了三次反“扫荡”作战，其中尤以敌人调兵会攻徐州之前九路围攻晋东南之被粉碎为最激烈，我大部分力量使用于邯长大道的伏击作战，打退了黎涉沿线敌人，光复了长治地区，伸向道清路活动，扩大了我们的影响，形成了晋东南根据地的局面；同时于一九三七年末，即对冀南派出东进小支队，作侦察式的活动，一九三八年春夏正式进入冀南，形成了冀南根据地的局面；当徐州、武汉会战之际，我们组织了平汉线津浦线的破击作战，尤以在平汉线的十余次大破击，给了正面的国军以很大的助力。

    在政治上，我们的“坚持华北抗战”的方针，打击了敌人“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方针。我们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的爪牙，打坍了晋东南、冀南广大地区的维持会及为敌利用的封建组织，如会门、自卫团、联庄会等，建立了广大地区的抗日政府；消灭了六七万皇协军及伪化了的土匪会门等封建武装，普遍成立了抗日游击队，发展了正规军数倍； 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抗日宣传和民族教育，激发了人民的抗日积极性，打击了敌人“招回流亡，恢复治安”的欺骗人民的诡计；游击队不断地在铁路两侧的活动，相当程度上打击了敌人的护路计划。

    在经济上，我们尚无何种设施，亦未引起注意；敌人则有相当成就，但在广大乡村被我控制的条件之下，敌人未能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我们军事政治斗争的结果，把敌人束缚于点线之内。这是我们的大发展时期。

    第二阶段，敌人回师华北，实行“治安肃正”计划，华北斗争局面开始严重。此期我们的方针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其在本区的表现为：

    在军事上，我们进行了十次反“扫荡”作战。一九三九年在太行区进行了敌人打通邯长公路及我们收复邯长大道的斗争；一九四○年则由我们主动地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击交通线斗争，以打击敌人的“囚笼政策”，其最大者为冀南全年的破击交通线斗争，五月白晋战役，特别是由八月二十日开始直至年底的百团大战，破坏了敌人进攻重庆、昆明、西安的计划。一九四○年全年之激烈战争的结果，敌我双方均有相当的削弱，敌人伤亡较我更大(九与七之比）。

    在政治上，根据地日趋巩固。一九三九年我党我军仍有相当发展，群众有相当发动，抗日政权初具规模。而一九四○年夏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的成立，在统一本战略区强化根据地建设上，特别在对敌斗争上，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这一阶段，我们几乎有一半时间处在寇奸夹击的困难局面当中，一方面顽固派进行蛮横的破坏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另一方面敌人则抓住机会挑拨国共关系，积极配合顽固派向我们进攻。一九三九年冀南、太行、太岳处在非常严重的局面。直至一九四○年初，由于我党政策的正确，北方局和朱德、彭德怀英明的直接领导，人民的拥护，以及军事斗争的胜利，才打开了局面，既巩固了根据地，又巩固了国内的团结，打击了敌人挑拨离间的阴谋诡计。

    在经济上，一九三九年我们仍然是忽视的，民生凋敝，军队供给极端困难，在敌占区只有需索而无工作，故征集资财亦无成绩，这是我们(主要是太行区)最穷困时期。一九四○年我们才开始注意经济问题，在根据地注意生产和节约民力，在敌占区反对“把敌占区变为殖民地”的观点(结果又形成了完全不到敌占区工作的偏向)，根据地民众才缓过气来。同时，一九三九年发行了冀南钞票，加强了经济斗争力量，军需才有了保障。但在此期间对敌经济斗争的成效，则甚为微弱。

    在反特务斗争上，我们只作了些防御工作，故敌人的特务政策仍有相当成就。

    此一阶段，在巩固根据地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成绩，但忽视了敌占区工作，虽曾屡次提出纠正，转变很少。一九三九年在敌占区的需索政策，给了敌占区人民以很坏的影响，大大损害了我们的政治声望；一九四○年的不到敌占区，没有挽救这个损失，这恰恰给了敌人以巩固占领区、扩大占领区的很大便利。而一九四○年讨逆战争后的冀南，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政变前后的晋东南，都产生了政策上“左”的错误，既损害了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又帮助了敌人扩大其社会基础。一九四○年四月黎城会议，克服了混乱，强调了巩固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建政三大方针，有其明显的成绩，基本上是成功的正确的。但在部分问题上亦有其片面性的缺点和错误，如对根据地的群众工作及敌占区工作重视不够，对游击战争的分量估计不够，过分强调了正规军，编并地方武装，结果更便利了敌人的前进和造成了我们的退缩。这一阶段斗争的结果，我们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开始建设根据地。但敌人亦有其相当的成就，这是与我们忽视了敌占区的政治工作和一些政策错误有关的。

    第三阶段，敌人实行“治安强化”运动，我们加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双方都走向深入，斗争进入空前尖锐化的阶段。其在本区的表现为：

    在军事上，我们进行了十九次大的反“扫荡”作战和五百一十五次反小“扫荡”与袭扰，两年作战达七千九百七十六次之多；我们于一九四一年初即强调了军区建设工作，纠正了对地方武装的编并与放任的错误，县区基干队建立与逐渐健全了，不少正规兵团地方化了。人民武装主要是民兵的建设，打下了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基础，两年来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战斗能力，开始起了很大的作用。游击集团的组成上亦有进步。这些都大大地增强了保护根据地的力量。一九四一年开始注意向敌占区开展游击活动，但各地对此了解较差，收效不大。一九四二年成立武装工作队，认真地注意了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提出与加强格子网内的斗争，特别是北方局、军分会提出反蚕食斗争之后，收效很大。所以一九四二年五月以前，根据地还始终是退缩的，五月以后则完全改观。抗日政府的负担面在太行区有了相当的扩大；冀南则在根据地变质的条件下，顺利地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太岳亦有不少成绩，并开辟了岳南和中条山的局面。惟在某些区域，向敌占区发展的注意力仍嫌不够。

    在政治上，一九四○年底北方局指示了一套明确的政策， 一九四一年成立了临时参议会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抗日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有了显著的进步；惟一九四一年对于发动与组织群众的工作，仍在忽视之列，所以民主建设等工作，还是架在云端之上而无确实的成就。对敌占区和敌占优势的游击区，北方局提出了革命两面政策的运用，开始某些地区不懂得这个政策的进攻性，反变成了主动的退缩，帮助了敌人的蚕食，纠正后获得了不少的成功，冀南对伪军的工作成绩尤大。在反对敌人的蚕食斗争，反对敌人的特务政策，在敌占区进行对敌斗争等方面，一九四一年没有多大成绩，一九四二年则各地都有大的进步。我们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创立了少数格子网内的隐蔽游击根据地，无论太行、太岳和冀南，在这方面都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在经济上，我们在一九四一年即已提出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因在摸索之中，未获多少成就，冀钞对伪钞比值甚低，物价高涨即其一例。一九四二年则一改旧观，太行区不仅在根据地 建设上有不少成绩，而且在对敌占区经济斗争上，也创造出一些经验，获得了初步的较大的胜利。不过冀南、太岳在经济斗争上仍然无力，敌人收获亦大，应加注意。此问题将有专门报告，勿庸多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