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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杂院里长大的总统——普京总统忆童年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6年10月24日 13:37 来源:

   作为俄罗斯总统,有关介绍普京的书籍在俄罗斯出版很多,经过编译者认真挑选,从众多的资料中选择编译了《普京总统忆童年》这篇自传性的文章,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了解到普京的性格和他童年时期许多有趣的故事。

  文章节译自2002年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出版的《普京传》和莫斯科瓦格里乌斯出版社出版的《来自第一人物——普京访谈录》。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起自己的许多童年往事如数家珍、滔滔不绝,甚至每个细枝末节都纤毫无遗、历历在目……

  难忘大杂院

  我家在列宁格勒市中心巴斯科夫胡同的一个大杂院里。我们的大院与另一个大院毗邻。我的童年时光就是在这大杂院里度过的。

  我家住在大院一幢5层楼里,房子是我父亲所在的车辆厂分给我们的。这楼很简陋,没热水,没洗澡间,厨房很小,还是公用的。楼梯一侧有锈迹斑斑的铁栏杆。楼道里经常有好多老鼠出没。我和我的小朋友们常常用棍子驱赶老鼠。在这楼梯上发生的一次惊心动魄的“人鼠大战”迄今还刀刻斧镂般地烙在我的记忆深处。有一次,我看见一只硕大的老鼠,便对它穷追不舍,直把它逼到了墙角。这老鼠走投无路,气急败坏,猛地掉转身,全力向我迎面扑来。这一切来得是那样的突然,我害怕极了。接下来,反倒是老鼠紧紧地追赶我了。只见它飞快地越过一个个台阶,转瞬就跳进了我家那一层的楼道。毕竟我比这老鼠跑得快。我以最快的速度推开我家房门,又砰的一声关闭。就这样,我硬是将这老鼠挡在了我家门外。

  上小学之前,我只能在我们大院里玩。我在外边玩,妈妈不放心,她常常从我家窗户探出身,问:“沃洛佳(普京总统的小名和昵称),你在院子里吗?”我要是在这院落里,那就好。父母对我看得很紧,未经他们许可,我不能随便走出这大院。

  然而,外面的世界对我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有时我不理会这些,就偷偷地溜出大院。

  五六岁时,我第一次悄悄地走到我家附近的一条大街上。这天是“五一”节。我好奇地向四面张望。街上人山人海,一片欢腾,热闹非凡。我呆呆地看着眼前欢天喜地的景象,不知为什么开始有点害怕起来。

  再稍大一点,我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有一年冬天,我背着爸爸妈妈,同几个小伙伴乘电气火车到郊外玩。到那儿以后,我们走着走着就迷了路,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天寒地冻,幸好我们带着火柴,于是,我们点起篝火。没吃没喝,我们都冻僵了,饿坏了。返回时,我们坐的还是电气火车。回到家,我挨了几皮带,从此我再也不敢独自随便出远门了。

  不安分的学生

  我1952年10月出生,所以我开始上学时已经快8岁了。我家的影集里至今还保存着我刚上学时的一张照片:我身穿活像是军装一样的旧式灰色校服,端一盆花站着。现在我已不记得,当时为什么我不是拿一束鲜花,而偏偏端一盆花。

  我不大愿意上学,我更喜欢跟小朋友们整天在我们大院里玩,但又不得不走进校门。从一年级到八年级,我都是在第193学校上学。这学校就在我们家住的那条胡同里,我到校只有7分钟路程。起初,第一堂课我差不多都要迟到,所以冬天我根本就来不及好好穿衣服,原因是:穿衣,气喘吁吁地往学校跑,再脱衣——这都需要好多时间。后来为节省时间,我想了个“妙招”:干脆不穿外套,飞也似的往学校跑,从此我便能准时坐到自己课桌旁了。

  我是个不听话的孩子。不用说,学校制定的那些规章制度我是不怎么遵守的。而学校是有组织的集体,它有明确的行为准则和严密的纪律。然而,当一个从小长在深山老林里的人乍一到了这种有组织、有纪律的环境里,他一定还会按原先的规则生活。而学校就像是在他周围拉起的一道护栏,圈在护栏里受约束,很不舒服。于是,我就开始想要“挪开”这道“墙”。

  这样“爱自由”、不安分,理所当然地要引起老师们的干预,调皮的学生不喜欢老师们这么做,便常常要做点什么反抗的表示;这样“爱自由”、不安分,调皮的学生之间也不免要发生冲突,于是,打架斗殴的事便接连不断。

  头次挨打悟出道理

  大杂院孩子们打群架正是由此开始的,我是在什么时候遭暴打,因而不得不进行还击呢?我现在还记得一清二楚:这是在上面说的与我们相邻的那个大院里,即不在“我的”领地。

  第一次挨人揍,我感到很委屈。打我的那小子看上去是个瘦猴。不过,我很快便明白,他年龄比我大,力气也比我大得多。对我来说,这件事不啻是街头“大学校”,这“大学校”第一堂就给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由此使我得到一次重要的、很好的教训。我从这一教训中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首先,我不对。当时,那孩子只是对我说了句什么,而我却很粗鲁地把他给顶了回去,那话简直能把人噎死。实际上,我这样欺负人家是毫无道理的。因此,我就当场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第二,如果当时站在我面前的是个人高马大的壮汉,也许我就不会对他这样粗暴。因为这孩子第一眼看上去瘦骨伶仃,我才觉得可以对他撒野。但当我吃了苦头的时候,我才明白不能这样做。我明白不论对谁都不能这样做,对谁都应当尊重。这是一次很好的、实在是有“示范意义”的教训!

  第三,我明白,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我对与否,为能进行还击,就都应当是强者。可那孩子根本就没给我任何还击的希望。根本就没有希望!

  第四,我应该时刻做好准备,一旦遭人欺负,瞬间就应当进行回击。瞬间!

  总的来说,我打架,并没有什么鲁莽和过火的举动。不过,我从中悟出一个道理:如果你想要成为胜者,那么在任何一次对打中,你都要咬牙坚持到底。

  此外,我明确意识到,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卷入什么冲突。但一旦有什么情况发生,就应考虑无路可退,因此必须斗争到底。原则上说,这一公认的准则是此后克格勃教我的,但早在孩提时代我在多次打架中对此就已经烂熟于心、很好掌握了。

  此后,克格勃教我的还有另外一条准则:如果你不准备动武,你就不要拿起武器。不应该随意恫吓人。只有在你决定开枪的时候,你才须掏出手枪。假定你同谁发生了冲突,但在你最终决定“我现在要开枪”之前,你就不要操起武器。小时候在街头有时需用拳头明确我与小伙伴们之间的关系时,我就是这样做的。一旦你下决心打这一架,那你就要坚持到最后。换句话说,不打则已,打则必赢!

  小时候,打架是常事。为什么?反正无外乎小孩子们那些芝麻大点小事。但我敢说我们不是小流氓。我们不过是大杂院里一帮调皮的孩子。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是从大杂院的孩子沦为罪犯的。当然,我们“身边”某些有前科的成年人确有整天无所事事、终日游荡的,但他们同我们这些孩子没有任何关系,就像我们跟他们一样。

  顺便说一下,我们从来就不随身携带什么刀子或者铁拳套,而这两种凶器,上面说的那些有前科的刑事犯都应有尽有。我们小孩子在打架时顶多只是互相推推搡搡、动动拳头。我们从未用过卑鄙和凶残的手段。

普 京 和 他 的 父 母 在 一 起

  尽享家庭温暖

  尽管家境不好,但家人总是尽可能多地给我以温暖。我是在爷爷奶奶和爸妈的百般爱护和精心培育下成长的。

  我爷爷是位技艺精湛的名厨,且有不寻常的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应邀到莫斯科郊区哥尔克镇工作。为当时住在那里的列宁及其家人做饭。列宁逝世后,爷爷被调往斯大林的一个别墅,在那里又工作了很长时间。退休后,他在莫斯科市委伊林斯科耶休养所又当了好多年厨师。12岁,即1965年爷爷逝世之前,我曾多次到这休养所小住,和爷爷、奶奶一起度过许多幸福的时光。

  我父亲这人不苟言笑,表面像是有些冷淡。但我知道他爱我,关心我。至于母亲,她对我更是舐犊情深,处处围着我转。我知道,我是她的“惟一”(普京母亲先前生过两个孩子,但不幸都夭折了。41岁那年,母亲才生了普京。因此,普京被称为“迟到的孩子”,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这辈子除了我,母亲没有其他任何追求。每件琐碎小事都时刻体现着她对我的这种疼爱。

  应当说,我比许多同龄人都幸运,因为我能亲身感受到父母亲对我的关怀和呵护。这一点对我至关重要,因为这使我能够健康成长。

  那时我看见一个个家庭走向破裂、解体,其中许多是因为男主人毫无节制地酗酒而酿成的。我亲眼目睹这种悲剧,最初是在我们那栋有众多住户的大杂院里,而后则是在学校里。

  那时,虽然生活清苦,但我从未觉得生不逢时。其实,家道清寒、生计窘迫的何止我们一家,差不多家家都这样。在列宁格勒市内,家家户户住的大都是公房。居住条件有的好些,有的差些,但各家的生活水平大致都不相上下。有一年,我到科米自治共和国一个建筑队参加了一次义务劳动。回来后,我才买了第一件新大衣。此前,我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

  我的家就是我的一座堡垒。可以说,这是我最大的优势。当时虽然我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很显然,在父母心目中,最为珍贵的是我这个人。所以,即使我口头上什么也不说,但只消朝四下里看一看,我就有充分理由认为,我所处的家庭环境是最好的。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

  早在上小学时我就想,将来上了大学,我可能不会尽力去炫耀我父母都是工人,母亲甚至还做过杂工(普京父亲参加过卫国战争,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一条腿落下终身残疾。战后复员到列宁格勒车辆厂,先后任工长和车间党支部书记。母亲没什么文化,做过清洁工,夜间为一面包房接货。后为某实验室洗试管,还在某寄卖店当门卫)。我想,如果在大学一年级我就能说我父亲是教授,母亲哪怕是副教授呢,那我当然会更高兴的。我不刻意强调父母的工种,但我从不因为他们的职业而感到羞愧。我一向敬重父母,一向亲切地对待父母。我清楚地知道,我的一切都是父母给我的。我也清楚地知道,作为普通人,父母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我生活得更好。正是有了他们,我才能有一个良好的人生开端。

  人生第一个转折点

  上小学时,我的家人就有明确的暗示:日后我必须上大学。也许是为时尚早,这事还没提到“议事日程”,故谁也没有天天把这挂在嘴上,他们也没有在一起商量我应该报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

  上大学是谁也不愿轻易放弃的最低标准。严格讲,我父母自己大概也搞不清将来我到底应当去考什么大学,但有一点他们是铁定无疑的,那就是我必须接受高等教育。

  10年级中期,当我同父母说我准备考大学以后,他们自然没有什么疑义。从此,他们对我的学习也随之抓得更紧了。

  从10岁起,我就开始学柔道,教练一直是拉赫林。我这位教练对我考大学的志向不以为然,反倒力主我去报考大专。具体说,就是列宁格勒金属工厂附属高等技术学校。当时我是在该厂体育俱乐部练柔道。教练们很容易地能将其所有成员顺利转入这一学校,从而可使他们免除服兵役。

  有鉴于此,拉赫林就特意约见我父母并当面对他们说,根据我的成绩,实际上我可以被保送到上述高等技术学校,根本不用考试。他还对我父母说,这学校不错,放弃这个大好机会,就是做天大的傻事。考大学本科是一种冒险,万一考不上,我就得马上参军入伍。

  听拉赫林这么一讲之后,父亲自然也就有些动心,原先一定要我考大学的想法也有些动摇。于是,他也开始做我的工作,要我按拉赫林教练说的去做。

  这样,我便陷入“两面夹击”的境地:训练场上,拉赫林劝我;回到家,父母压我。说来说去,都是叫我放弃报考大学。

  但我说,我就是要考大学,就这么定了……

  “那你就得去当兵,”人们众口一词地说。

  “没什么可怕的,”我坚定地回答,“当兵就当兵。”

  不言而喻,服兵役将会推迟我进克格勃。但总的说来,这并不妨碍我去实现我的既定计划。耽搁几年时间,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但原则上说,这对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关头。它要求我“孤注一掷”,作出抉择:要么现在一切我都自己做,一切我都自己定,从而走向下一个我所期望的人生新阶段;要么我认输,听别人摆布,既定计划全部落空。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众所周知,后来,我如愿以偿地考上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我的人生由此跨入一个决定性的新阶段……

责编:扈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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