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报消息（记者 杨建）：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铸就伟大的文化。

　　回首中国航天走过的不平凡的50年历程，我们时刻感受到有一种东西在熠熠闪光。它无形，却无处不在；它无影，却无坚不摧。它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浸透在航天人血液中的力量之源。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的航天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简称“三大精神”），这些航天人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已经与导弹、火箭、卫星、飞船等航天人创造的高科技产品一起，成为中国航天的标志和象征；同时，它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着中华民族沿着先辈的足迹在攀登科技高峰、实现民族复兴的征程上阔步疾行。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在中国航天50年的史册上，有一根红线贯穿始终，那就是航天人高尚的爱国情怀。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了新中国的诞生。同一天，一艘横渡太平洋的的轮船上，正在归国途中的年仅26岁的梁思礼得知了这一消息，惊喜万分。当他听说国旗是五星红旗，但不知五颗星如何放置时，便找来一块红布，中央放置一颗大黄五角星，四角各放一颗小黄五角星，与旅伴们一起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庆祝仪式。7年后，梁思礼成为国防部五院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

　　五星红旗，是一面旗帜，更是伟大祖国的象征。在这面旗帜的感召下，钱学森冲破重重藩篱，于1955年回到了祖国；在这面旗帜的感召下，陆元九、庄逢甘等一批海外学子踏上了回国的路程。而在更早一些时候，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　告别优越的海外生活，满怀“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理想，回到多灾多难的祖国。当1956年，新中国为了发展导弹和航天事业成立国防部五院的时候，他们又听从祖国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这项振兴中华、强国强军的伟大事业，并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航天专家。

　　在航天人的心目中，国家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上世纪50年代，航天人以满腔热情投入第一枚导弹的仿制；60年代，航天人战胜艰难困苦为“两弹”结合鏖战在戈壁荒滩；70年代，航天人亲手把东方红一号卫星送上太空；80年代，航天人响应“军转民”的号召走向国民经济主战场；90年代，航天人以大无畏的精神勇闯国际商业服务市场；进入新世纪，航天人亲手打造“神舟”、“神箭”，把中国的航天员送入太空……这一切，无不是为了祖国的安全和强大，无不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安康。

　　1999年9月18日，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两弹一星”表彰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为任新民等航天专家挂上了金光灿灿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江泽民在讲话中，高度凝练地用六句话将“两弹一星”精神作了概括，而六句话之首就是“热爱祖国”。“热爱祖国”是“两弹一星”精神之魂，也是中国航天50年发展的原动力。

　　自力更生铸就伟业

　　用“白手起家”来形容中国航天事业的起步，一点都不夸张。

　　50年前，当“老五院”成立的时候，整个中国知道导弹为何物的，也不过钱学森等几个人。作为院长，他的首要工作却是当启蒙老师，为新毕业的大学生和刚转行来的各路专家讲授《导弹概论》。

　　“老五院”的建院方针即“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是聂荣臻元帅提出，由毛泽东主席批准的。这个方针是根据当时新中国所处的严酷的内外部环境而提出的。历史证明，中国航天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和水平，主要是依靠自力更生。没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没有中国航天今天的一切。

　　中国的导弹事业是从仿制苏联导弹起步的。但仿制绝不是目的，按聂帅的说法，“仿制的目的在于‘爬楼梯’，通过仿制学会自行设计”。正是因为如此，在仿制尚未结束时，“老五院”即已开始自行设计、研制新的导弹；也是因为如此，当仿制进入最关键阶段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后，中国航天人依靠自己完成了第一枚导弹的发射，并获得了成功。

　　对于“自力更生”，原710所所长钱振业有着切身的体会。当年，他跟着苏联专家学习仿制。作为学生，他的态度是谦虚的；作为老师，苏联专家的态度也是诚恳的，但每当学生试图进一步探求除仿制外的有关设计方面的知识时，老师就会说：“根据协议，只能帮助你们掌握仿制技术。”在最后一批苏联专家撤走的前一天晚上，一位院领导借送行的机会，请教有关航天技术发展途径和多级火箭是串联和还是并联的问题，虽然一直聊到深夜，苏联专家对此却只字未提。

　　是啊，谁愿意培养自己的潜在竞争对手呢！仿制只是在别人搀扶下的蹒跚学步，要想大步前进，只能依靠自己。此后，无论是第一枚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还是“飞向太平洋”的远程火箭；无论是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还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无论是东方红一号卫星，还是神舟系列飞船，一系列的成功，无一不是自力更生的成果。

　　艰苦奋斗百折不回

　　1957年秋后的一天，几辆汽车驶出北京西南的城门，在城外的土路上颠簸。车里坐着老五院的领导和苏联专家，他们几次到郊外奔波，为的是选一处适合建设火箭试验站的地方。不久后，试验站的创业者们来到了北京西南郊的一座荒山上——最后选定的火箭试验站站址。这里仅有几间简陋的房子，周围杂草丛生，买粮买菜要到山下很远的地方，主食是玉米面窝头。物质生活简陋，精神生活匮乏，没有商店，没有活动场所，也没有通往城里的公共汽车。创业者们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开始了建功立业的征程。

　　“在厕所里搞发动机试验”，别以为这是天方夜谭。上世纪60年代中期，067基地（现为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六院）创建之初，试验室基建跟不上型号研制进度，而型号研制任务又迫在眉睫，11所的科技人员只好因陋就简，把山坡上一个闲置的厕所改装成简易的小型发动机试验室。在这个简易的试验室里，他们先后进行了二十多台份的各种试验，我国第一台姿态控制发动机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工作条件是艰苦的，生活条件更加艰苦。60年代固体发动机研究院刚从四川泸州搬到内蒙古基地的时候，职工宿舍和办公用房尚未动工，只有四幢单身宿舍楼。职工们只好六到八人挤住在一小间单身宿舍里，到几条苇席围成的“食堂”里就餐，吃的是玉米面和“老三样”白菜、土豆、胡萝卜。生活是清苦的，但为航天事业奋斗的心是火热的，因此，没有人怕苦，没有人沮丧，没有人退却……

　　江泽民同志对艰苦奋斗精神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者们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他们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原，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风餐露宿，不辞辛苦，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经受了生命极限的考验。他们运用有限的科研和试验手段，依靠科学，顽强拼搏，发奋图强，锐意创新，突破了一个个技术难关。他们所具有的惊人毅力和勇气，显示了中华民族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决心和能力。”

　　大力协同高奏凯歌

　　老五院时期，中央成立了“专委”，由周恩来总理任主任，专门加强对“两弹”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专委”成立会上，传达了毛主席“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事”的重要指示。每次开会，周总理都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然后做出决定，由各方去办。比如，涉及计划问题，找李富春；要什么材料、仪器设备，找薄一波；缺少资金、要钱，找李先念等等。

　　可以说，我国航天事业一创建，“大力协同”就被摆到了很重要的位置上。由于火箭、导弹、卫星、飞船的研制、生产、发射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众多的技术领域，必须依靠全国大协作来完成。1980年我国首次向太平洋海域发射远程运载火箭时，全国29个省市的上千个单位直接参加了试验工作。载人航天工程更是规模宏大、高度集成的系统工程，全国有110多个研究院所、3000多个协作配套单位和几十万工作人员参与。没有全国各行各业的支持，没有大力协同的精神，要完成复杂而艰巨的航天工程和型号任务是不可能的。

　　同样，在系统内和系统外单位之间，主研制单位和配套单位之间，同一单位的各部门之间，不同岗位的员工之间，没有大力协同精神，也不可能完成好航天型号科研生产任务。在完成一项又一项科研生产任务的过程中，航天人学会了协作，并将大力协同的精神发扬光大。

　　无私奉献浩气长存

　　上世纪80年代初，罗健夫这个名字曾经传遍全国。这个普通知识分子高尚的情操和无私奉献精神，感动了无数的人。为了攻克技术难关，他废寝忘食，连春节也在工作室里度过；作为主要的研制者，在申报成果时，他却要求不要署自己的名字；出国、长工资的机会，他让给别人，分房子他要位置最差的；身患晚期癌症，他最惦记的还是工作，甘愿忍受剧痛也不愿给别人添麻烦……

　　1992年的一天，即将发射的火箭突发故障，211厂总装车间的装配工魏文举挺身而出，第一个冲上去抢险。有毒气体令人窒息，排故人员轮番上阵，而魏文举在作短暂休息后，再一次冲了上去，终因深度中毒而停止了呼吸。他不是负责检修的人员，完全有理由推掉这项工作；他已经上去了一次，完全可以不再上第二次，但他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而是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别人，把死的威胁留给了自己……

　　罗健夫、魏文举身上所体现出的献身精神，正是无私奉献精神的最好写照。他们将个人利益置之度外，淡泊名利，不记得失，为航天事业的发展贡献了智慧、心血和汗水，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写就了一部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壮丽史诗。

　　他们是航天人的杰出代表。在他们身后，还有千千万万的航天人做着同样可歌可泣的奉献。航天工程的高度保密性质，注定从事这一事业的绝大多数专家、工程技术人员一生默默无闻。在此，让我们向为中国航天事业发展作出无私奉献的无数无名英雄，致以崇高的敬礼！

　　严谨务实勇攀高峰

　　1966年，周恩来总理在一份两弹结合试验文件上作了批示，要求参试人员做到“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从那时起，这“十六字”方针便成为航天人的行动指南。

　　航天型号对质量和可靠性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一个螺钉、一根导线、一只元器件都关系到整个型号的成败。上世纪60年代，某型号一发试验弹在接受出厂前的质量复查时，一颗螺丝钉下落不明，如果它遗落在弹体内，将构成严重的质量隐患。有关领导当即决定，将已装配好的产品重新分解，将问题查个水落石出，最后终于找到了这颗螺丝钉。在中国航天50年的历史中，这样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经过50年的锤炼，严谨务实，已成为根植于航天人头脑深处的一种理念，并转化为一种自觉的行动。

　　航天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中的“勇于攀登”，载人航天精神中的“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体现的都是航天人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比世界航天大国起步晚30多年的情况下，广大航天工作者知难而进、锲而不舍，勤于探索、勇于创新，攻克了飞船研制、运载火箭的高可靠性、轨道控制、飞船返回等国际宇航界公认的尖端课题，不仅在一些重要技术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而且形成了一套符合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要求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创造了对大型工程建设进行现代化管理的宝贵经验。”在50年的中国航天史上，广大科技人员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向未知的领域挑战。他们不畏艰难，拼搏进取；他们不断追求，勇于探索；他们矢志创新，百折不挠。航天事业每前进一步，航天科技水平的每一点提高，都是航天人克服障碍、锲而不舍的结果。

　　航天文化再谱新篇

　　航天“三大精神”在历史中形成，在传承中发展。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成立后，将企业文化确定为集团公司核心竞争力的第一项，纳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发展与建设纲要》。以“三大精神”为根基，集团公司全面开展理念、视觉、行为三大识别系统建设，同步推进创新文化、质量文化、班组文化等特色文化的培育，努力构筑与国际一流宇航公司相适应的独具优势和特色的现代企业文化体系。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将人才、质量、创新统一在爱国主义和航天“三大精神”的旗帜下，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作为价值观之“魂”，把“三大精神”作为价值观之“源”，提炼形成了“以国为重、以人为本、以质取信、以新图强”的核心价值观；站在时代高度，提出了“创人类航天文明，铸民族科技丰碑”的企业使命。这一核心价值观，蕴含着半个世纪以来航天人热爱祖国的赤诚情怀和对航天产品质量的执著追求，体现了创新求变、竞争共赢的市场理念和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思想。这一企业使命，富有深厚底蕴，具备世界视野，使集团公司的发展在文化上得到了升华。

　　五十载功业辉映历史，五十载精神彪炳千秋。

　　中国航天人创造的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必将激励千千万万人为建设伟大的祖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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