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报消息：（记者 刘思燕）：

　　上篇

　　和市场接轨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至今还记得自己当初被分配到航天部门时的“传奇”经历。因为是国家重点保密单位，航天部门挑选毕业生，最看重的是政审，出身清白、政治表现突出是首要条件。当然，学习成绩也绝不能含糊。更奇的是，做什么工作，要向朋友、家人保密，连给家人写信也只有信箱，没有地址。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两极世界格局下，中国的航天事业作为国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全国的大力支持。当时，大协作是中国航天最为之自豪的模式。但是，当历史进入到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世界进入和平发展时期，中国航天工业走出了封闭，走向了世界，同时，也开始了“痛苦”的转型——计划经济这棵大树不在了，面对市场经济这个火辣辣的日头，中国航天没有选择。

　　从国家部委到国有大型企业

　　中国航天工业的改革开放随着名称的变化，步子迈得越来越大。1982年4月9日，沿用了18年“第七机械工业部”名称的中国航天工业管理和研制部门，在中央实行的国家机关体制改革中，成为了航天工业部。不要把它看成只是名称上的变化。中国航天工业体制和机制的变革正是从这种细微处开始的。1985年10月26日，航天部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将用自行研制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投入世界航天发射市场。这一举动是中国航天工业进入市场、特别是国际大市场的重要信号。

　　如果说，从七机部到航天部还只是历史的自然沿革，那么从航天部变化为航天工业总公司的过程，应该被看作是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因为刚刚改制之初，航天工业总公司和国家航天局还是一个部门，两块牌子。虽然从名称上看，这次改革是中国航天工业管理和研制部门从国家部委到国有大型企业的变化，但实际上，国家部委的影子还隐身在总公司体制之中。

　　1998年5月7日，与“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牌匾分立大门两边达5年之久的“国家航天局”牌匾处成了空白。据说，那天的摘牌仪式吸引了不少人。庄重的摘匾仪式非常简洁，总共没有几分钟，但是武警战士肩扛“国家航天局”牌匾离去的背影，却给当时在场的许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随着国家航天局的牌子从北京阜成路8号院大门口的“离去”，中国航天开始真正走向了企业化之路。

　　向国际一流宇航公司迈进

　　2005年，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党组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的制定。确定了“十一五”发展的“四个新”,即围绕新目标、建设新航天、取得新成就、实现新跨越。

　　这“四个新”的提出，体现了集团公司铸造国际一流宇航公司的目标越来越清晰。事实上，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集团公司内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发生的一个小故事很能说明这点。1997年，闫忠文从该院501部辞职后到一家知名网络公司任副总裁。辞职时,他是该所天线研究室副主任。2000年，他远赴加拿大，很快在某上市公司找到了工作，并担任项目负责人职务。两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刘强，并得知中国航天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经过认真思考，闫忠文毅然回到了该院总体设计部，也就是原来的501部。回国后，他发现航天企业的待遇与一些外企相比已没有显著差距，更重要的是为航天工作的成就感是至高无上的。回国后，他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就在宽带多媒体领域打开了局面，并获得了有关部门600万元的专项课题费用。如今，他已是该院总体设计部的副部长。

　　上述这个故事，在集团公司已经不是个例。

　　1999年，中国政府对国防科技工业进行了重大的体制改革调整。正是在这场改革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应运而生。

　　2002年，集团公司工作会确立了向国际一流宇航公司迈进的目标和专业化、产业化、集团化、国际化的建设方略。这正是集团公司审时度势后的清醒选择。

　　随着集团公司发展步伐的加速，制约集团公司发展的体制和机制的问题日益突出。为解决集团公司飞速发展与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矛盾，集团公司成立以来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大动作。

　　2003年3月28日，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揭牌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该公司集中了集团公司有关惯导、遥测遥控、微电子与计算机、电子元器件资源，由15家企事业单位重组而成，是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成立以来进行的最大一次结构调整。

　　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的重组，只是集团公司一系列改革重组步伐中的一步。

　　在对总体院进行实体化改革、对专业院进行一体化调整的同时，集团公司按照“缩短法人链条、减少企业数量、精简管理层次、优化组织架构、合理配置资源”的原则，以产权制度为核心，有条不紊地迈出了专业重组、结构调整的步伐。目的无疑是为了提高科研资源和能力，向国际一流宇航公司靠拢。

　　集团公司的改革重组方案，体现了国家关于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建设的战略思想。改革重组的布局遵循着构建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母子公司体制，实现“一级经营，两级管理”的运行模式。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实行的院实体化改革使我国航天领域诞生了一个崭新的集总体、总装、总测试、总试验为一体的实体化院体制和管理模式。实体化改革使担当卫星和神舟飞船研制任务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为了卫星、飞船研制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法人。

　　作为集团公司的决策咨询中心、经济研究中心、情报资源中心、信息化服务中心、知识产权中心的中国航天工程咨询中心重组成立。

　　以原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为基础，通过资产重组、专业整合、任务扩充和机构调整，新的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组建完毕。

　　为进一步完善航天科研生产布局，加快四川航天由生产制造型向科研生产经营型的转变，建立了40多年的三线建设基地——062基地更名为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之前，067基地的代号已经取消，代之以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

　　两年前，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运行了40多年的以部门职能管理为基础的科研生产管理模式，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型号为中心、综合管理为基础和保障，具有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特色的项目管理模式。为有效利用资源，该院按照“资源重组、有效使用、满足国家与市场要求”的目标，遵循航天型号研制规律，进一步强化院科研生产管理的整体策划能力、顶层设计能力和综合管理能力，为实行公司化管理打下了良好基础。

　　去年9月动工的上海航天科技产业基地和今年7月开工建设的西安航天科技产业基地为代表的新一批现代化航天科研生产基地的建成，将为“十一五”航天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体现了集团公司深化改革调整、建设新航天、实现新跨越的目标。

　　为适应型号科研生产需要，集团公司还对已经设置了几十年的型号两总模式实行改革，分别在导弹武器、运载火箭和小卫星等型号逐步实施按系列、按平台设置两总的举措。对于新型号研制将会越来越多的集团公司来说，此举有利于型号系列管理，保持技术稳定。

　　围绕铸造国际一流宇航公司的目标，集团公司已经、正在和将要迈出的改革的步伐不会停滞，只会越来越大。改革奠定的基础，也必将使中国航天在进入世界航天的竞争领域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下篇

　　与世界握手

　　1978年冬的一天，被人尊称为航天“四老”之一的任新民，刚刚从美国访问归来，一进家门，他就兴奋地告诉老伴，他的话“美国佬”都听懂了。说这话时，他兴奋得像个孩子。

　　原来，这是时任七机部副部长和宇航学会理事长的任老总，率领中国航天代表团首次访问美国宇航局。从1949年响应祖国召唤，从大洋彼岸回到母亲的怀抱，任老总已经有近30年没有说英语了。得知自己的英语还能派得上用场，老人当然兴奋。其实早在这年的8月，任新民率领中国航天代表团已经访问了日本航天界。

　　这两次出访可以看做是中国航天开放的破冰之旅。从此，中国航天创建以来与西方国家在航天领域近乎隔绝的局面终于打破了，中国航天迎来了开放的春天。

　　代号“867工程”的对外发射服务

　　1985年3月至9月，日本筑波市举办了一场世界科技博览会。日本观众在好奇地围着中国古代的火箭模型啧啧称奇的同时，惊诧地发现，在他们想象中落后的中国竟然有了运载火箭和通信卫星。展览上，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和卫星地面测控站模型，令博览会观众刮目相看。

　　这是中国航天第一次将自己的成就向世界展示。展示不是目的，中国航天要参与国际航天贸易市场才是初衷。在经历了建立国际化平台——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怀揣火箭草图闯市场”、学习拟订工程合同等一系列脱胎换骨的过程后，中国航天迎来了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第一份合同。

　　1988年11月1日，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在洛杉矶同美国休斯公司签订了用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发射澳大利亚卫星公司两颗通信卫星（澳普图斯B星）的合同，这是中国与澳大利亚签署的第一个商业卫星发射合同，也是中国航天的第一份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合同。

　　一年多后，1990年4月7日，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地将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准确地送入太空预定轨道。自此，中国航天敲开了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大门。

　　1992年10月6日，长征二号丙火箭成功发射瑞典空间公司的弗利亚科学卫星后不久，长城公司就收到了瑞典空间公司项目经理的一份简单明了的传真：“我们对这个轨道很满意。”

　　由于这颗卫星使用了中国航天提供的镍镉电池，有人把这次发射看作是中国航天卫星零部件出口的“零的突破”。

　　中国航天人当然不满足只是卫星零部件的出口。2004年12月15日，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与尼日利亚宇航局签订尼日利亚通信卫星一号合同。中国航天终于即将实现卫星整星出口，几代航天人为之奋斗的梦想就要成真。

　　尼星项目是我国通过国际公开竞标获得的第一颗商业卫星合同。通过尼星项目的运作，长城公司突破单一发射服务承包商的局限，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提供完整配套的发射服务、卫星、地面设备等航天产品及服务的供应商。该项目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商用通信卫星市场上，打破了商业卫星市场被个别航天大国垄断的格局，为我国航天自主参与国际交流与竞争创造了新的空间。

　　要写入中国航天开放史册的应该还有被称为“开创了第三世界航天高科技领域合作先例”的中国和巴西联合研制的资源一号卫星。2000年3月2日，中巴资源一号卫星正式交付用户，开始在中巴两国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　　自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中国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将承揽国际商业发射服务以来，中国已成功地进行了24次国际商业发射，将30颗国外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有意思的是，当初，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由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航天工业部三部委起草的《关于为外国发射卫星若干问题的请示》时，将“为外国发射卫星”列为国家重点项目，代号为“867工程”。可见，改革开放之初，计划经济的影子还如影随形。

　　国际航天组织出现中国人的身影

　　与此同时，中国航天开始陆续进入国际航天组织，参与国际航天事务的讨论和决策。

　　1996年10月，中国宇航学会承办了有世界各地3000多名航天界的高官、专家、学者参加的第47届国际宇航联合会大会。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亲自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从1996年倒推16年，中国航天对于国际宇航联来说，还是个陌生的名字。

　　随着中国航天在世界航天舞台上担任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国际航天界向中国航天伸出了欢迎的臂膀。

　　1980年9月22日，在国际宇航联第31届大会上，中国宇航学会被接纳成为享有投票权的国家会员。同年12月，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也把会员的资格给了中国。

　　国际宇航联大会一年一届，由此推断，中国航天与世界航天界隔离了至少31年。

　　5年之后，在第36届国际宇航联大会上，任新民、屠守锷、蔡金涛、梁守 、杨南生、孙家栋、杨嘉墀、陆元九、庄逢甘等12名中国航天专家首次被接纳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2005年10月29日，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宇航学会理事长张庆伟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自1985年以来，随着中国航天不断取得卓越成就，中国航天科技专家的知名度与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截至目前，国际宇航科学院的中国院士已达48位。

　　2003年9月28日，在又一个国际宇航联的盛事——第54届国际宇航联大会上，有两件事值得中国航天骄傲。其一，中国航天的空气动力学专家庄逢甘当选为新一届主席团成员；其二，第54届国际宇航联主席将“奖励在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和空间医学等方面国际合作项目中做出杰出贡献”的爱伦·艾米尔奖颁给了当时的中国宇航学会理事长刘纪原。

　　应该把这次获奖看作是进入国际航天组织后，中国航天人获得的集体荣誉。

　　这种荣誉伴随着中国航天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而越来越多。2004年10月2日，中国宇航学会代表团参加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的第55届国际宇航联大会。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袁家军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

　　目前，中国宇航学会正在积极争取2009年第60届国际宇航联大会的主办权。中国航天正积极坚持推动国际航天合作，并一直与全球的航天同仁一起为开创航天国际合作新局面而努力着。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航天还处于闭封状态的话，那么，经历了近30年改革开放的曲折历程之后，中国航天已经成为“世界航天俱乐部”里重要的一员。其实，改革开放不只使中国航天强大了体魄，更重要的是为中国航天带来了观念的转变，这是一笔无可估量的财富。拥有这笔财富的中国航天，未来的发展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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