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丑陋的一幕。这一幕把数千年中国封建史中政治的黑暗、官场的卑鄙、人格的泯灭和道德的沦丧，暴露无疑。

　　正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众比中国人的身心受到封建帝制的摧残更惨烈，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华民族在封建帝制统治下更痛不欲生。为了拯救这个民族的前途，实现人人平等自由和生活幸福，无数仁人志士即使在受到人间最残酷刑罚的时候，只要还有一口气，依旧不忘向他的同胞们呐喊，以唤起这个民族对封建帝制进行最后一击的勇气和决心。但是，就在武昌城墙上的弹痕依旧血迹未干，革命者冲锋陷阵横尸遍野的情形恍如昨日的时候，一个依旧要让民众们高喊“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新皇帝，又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紫禁城里。

　　历史至今还在问，中国近代史上这离奇的一幕，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万夫所指的历史罪人，自然是袁世凯。

　　中国传统史论善于把历史的功与过、是与非明确和某个历史人物的道德水准对应成因果关系。无疑，袁世凯确是造成中国近代史上政治悲剧的罪魁祸首。但是，历史真的如此简单？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袁世凯至少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继续隐居，在闲散中了结此生；二是带领北洋军迅速平息叛乱，再为王朝的帝制稳固建立奇勋；三是利用北方朝廷的危机和南方混乱的局面，乘机夺取国家的最高权力。而所有这一切最为重要的前提是：决心和帝制血战到底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必须选择他。

　　中国资产阶级选择了袁世凯。当黄兴把袁世凯和华盛顿并列在一起，恳切希望袁世凯出面稳定全国局势的时候，当孙中山在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同时允诺他要让位给袁世凯的时候，悲剧实际上已经发生。

　　这是１９１５年５月２４日，一群外国人在北京使馆的草坪上的一次聚会。正是袁世凯策划恢复帝制，中国社会的民情激愤的时刻，这些和他们的家眷们一起享受北京春天明媚阳光的外国使节们心情愉悦。这些列强利益的代表者们，每时每刻都在为他们的国家在东方这片国土上保持一个可以攫取政治和经济双重利益的巨大市场而努力，他们永远不希望世界出现一个自由民主、独立强盛的中国——这个被中国百年屈辱史反复证实了的逻辑，不但适用于中国的昨天，而且适用于中国的今天和明天。

　　袁世凯能够复辟帝制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已经积蓄数千年的封建文化在这片古老国土上造成的崇拜帝制的文化土壤和心理基因。　　

　　封建帝制被推翻之后，前王朝的遗老遗少们没有一天打消过复辟的念头。躲在紫禁城里的已经不是朝廷的皇族们依旧在不断地颁发各种“上谕”，而身为民国政府的官员们，却为能够得到“上谕”而受宠若惊。有的民国官员甚至在他们认为重要的日子里依旧换上前朝的长袍马褂进宫“瞻仰天颜”。过去皇室所拥有的奢华生活在民国政府的保障下，没有丝毫的变动。在民国已经生存了很久以后，例如受过西方最严格教育的知识精英胡适等人，依旧以见到了“皇上”为荣。

　　民国初年中国广大乡镇农村的封建经济依旧，在这片世界上最坚硬的文化冻土地带，君主制度已经成为一种如同太阳东升西落一样自然的惯性思维，中国民众企望“明君”、“清官”和“救世主”的奴性思维，顽固地渗透在数千年形成的民族集体意识之中——这种集体意识在百年后不但反映在昔日的那些皇帝皇后、皇子皇孙们的故事几乎成为今日百姓娱乐生活的重要成分上，也反映在今日普通百姓穿上皇上或皇后的华丽服饰照张相片时的满足的表情上——这是中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现代化万分艰难的原因，也是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历史倒退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

　　根据史料记载，袁世凯“登基”之后，在袁世凯支持者的策划下，全国为此而庆祝，到处张灯结彩。但是，在中国的灾害记录上，１９１５年依旧是个水旱频发的年份，饥寒交迫的难民正辗转于流徒之中。极端贫困的中国底层民众所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是是否能活得下去，对于这些最悲惨的人们来讲，在京城打座的是皇帝还是总统，和他们的命运又有什么关系？

　　袁世凯在登基仪式上所作的简短答词中，也涉及到了生与死的问题。他说，他之所以接受帝位，完全是为了救国救民，为此他不但准备牺牲自己，也准备牺牲自己的子孙。

　　在某种意义上讲，袁世凯说对了：他不但很快就身败名裂，而且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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