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或比较宗教学的不同途径，以不同的方法论视域，研究儒家文化在历史与现实发展中的价值与功能，可以得出多种多样的结论。当然，我们需要以同情理解的心态和理性批导的方法来面对这些复杂的问题。

　　一.儒家文化的历史地位

　　儒学的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自然形成的。儒学本来就是平民之学，是王官之学下移民间的产物。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兴办私学，承担了上古三代文化承传的历史使命。战国末期到西汉中期的民间社会和政府，经过艰难的选择，逐步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兼收阴阳、道、墨、法诸家学说的路线。这主要是因为儒家能继承传统文化、典章制度而又善于趋时更新，因革损益，适应了承平时期凝聚社会人心，积极有为地推展事功的需要。儒家思想比较平易合理，使朝野都能接受，满足了"内裕民生，外服四夷"的社会心理，其所主张与推行的伦理教化，虽在实际运作中要打不少折扣，但大体上还是民众的要求，特别是社会的秩序化、和谐化，缩小贫富差距，端正人心，淳化风俗的要求相适合。用历史的眼光看，"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是对当时经济政治资源配置的相对合理的选择。除战乱之外，中国历史上主要是文士政府从事社会管理，官吏主要是通过推选，特别是科举考试，从接受了儒家教育的文人中产生的（科举制是近代西方文官制度的重要参照）。而广大的民间社会，政府没有力量去管，那也没有关系，有不少儒生（教书先生）担任了类似西方牧师或律师的职能，维系人心，协调社会，使之平衡、安宁，同时也主持着社会的道义与公正。这些儒生其实并不是靠什么"说教"，而是靠文化制度，靠身体力行与行为的师范。同时，调节此社会的还有家族宗法的力量，这些力量也并不都是负面的。

　　儒家仁义忠恕之道主要是对执政者和知识分子的要求。传统吏治，一方面有其制度性的制约，另一方面是通过道德自律的内在控制。不能认为这些都是苍白无力的。彼时社会空间较大，传统儒生关切民间疾苦，批评时弊，参与社会政治，弹劾贪官污吏，使道统、政统、治统、学统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所谓"道"与"道统"，主要是指核心价值、终极信念。它与学术传承、经世实践、治民方略是相互配合的。儒生修养自身，具有道德资源和人格力量，有抗议精神，追求并护持"道"。按钱穆先生的看法，周代以来，中国将宗教政治化，又将政治伦理化了，即以王权代替神权，又以师权来规范君权。在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士的作用及其流品的精神影响很大。在儒家，道德的正当优先于政治上的利害。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儒家的民本思想、抗议批判精神与以德抗位的传统无疑成为社会正义的表征，是历代清流的政治资源。正如萧公权先生所指出的，"民惟邦本"，"天视自我民视"等价值是永恒的，适用于一切文明社会。儒家文化有很强的民间性与草根性，民间不识字的老人、妇女亦怀抱同样的价值，以身教教育后代做正直的人，重视教育，有仁爱恻隐怜悯之心，有"不患寡而患不均""敬老尊贤"等意识。《孟子》《大学》等儒家经典中的"百亩之田""八口之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一家""选贤与能""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其实是来自民间大众的，后经儒生的总结，用以指导、批评现实。

　　儒学在民间、在历史上侵润近三千年，其"和而不同""天下一家"之道，对各民族及其宗教、习俗、文化的融合，对中华民族及其国家的形成，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重要地位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