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com消息（今日关注5月8日播出）：
黄金周 让人欢喜让人忧
主持人：二位嘉宾我们来一起继续讨论，刚才提到了所谓效益提高了，可是幸福度并没有相应地提高。有几种很典型的说法：比如说旅游，“大人看脑袋，小孩看屁股”，还有“上车睡觉，下车照相”，这都是很典型的我们去旅游的时候遇到很多尴尬。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用一些照片来作证，看一下我们的大屏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看这张照片，这是黄金周前四天，北京故宫的日接待量都超过了11万人次，达到了理论上最大容量的两倍多，从画面上可以看出，故宫内只能用这个词了“人满为患”。再看下一张照片，同样的拥挤也出现在北京的八达岭长城上，游人排起了几乎望不到头的长队，形成了人的长城了。不是看长城，是看长龙的人。不过可以看出旅游秩序还是很好的，大家在挨着个儿地往前走，乱也乱不成。
这张是南京中山陵景区，这也是客流可以用“井喷”这个词来形容了，也是前呼后拥地往前排着队走。继5月1号接待游客12.5万人次之后，5月2号中山陵景区接待游客是15.8万人次，创下了历史最高记录，这是5月2号。
再看下一张，这张照片是上海著名的南京路步行街，一直上演着这幅人海人海的画面。再往下看，这张是青岛著名的栈桥，来观海的人也是成了“观人”的场面。
这是5月1号，游客在浙江绍兴鲁迅故里游览，江南的水城本来是闲静，现在已经没有江南水乡的味道了，所以说整体看下来，几年黄金周过来以后，大家从欢呼、盼到现在有点儿怕黄金周了，到哪儿去呀，这种心态的变化您觉得这个原因是怎么变化的过程？
李强： 我们中国13亿人口，如果采取这样一种整体发展方式，我们一般管它叫“巨型高密度人口的行为累计效应”。巨型首先是13亿人，高密度，你到哪儿去高密度人口，人的累加效应比世界各国都大，如果只是一千万人，你就是累加的话顶多全国人都出去了一千万人，中国只出去一个小头，90%都没出，十分之一就是1.3亿人。这样一个大规模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反思，我们用什么样的休假方式才比较适合我们这样一种人口巨型、高密度社会的一种休闲方式，所以我感到我们在一开始设计这个制度的时候，从发展经济刺激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这几年下来，我是没有怎么往外出，因为我早心里就知道，我是提出一个理论叫“人口巨型高密度社会”，你这样一下的话，整体动起来的话马上就变成非常强大的人潮的压力，所以我一般就不动了。
主持人：王先生呢？您虽然今年没有出去，但是您凭以前的经验，您对这一点有没有实际的感觉？
王振中：我感觉比较累，前几年我都在国外度过的，在国内比较累的主要原因第一个是拥挤，第二个是整个旅行社，特别是我们跟国外旅行社之间的误会非常多。有一次我们在泰国弄了非常不好的印象，本来说去泰国四千块钱，后来我才知道，你要去泰国你还要准备四千块钱，有的人就准备不够，准备不够的话，当地的旅游跟你要小费，不给小费的话就不给你开车，我就调节了半天，因为有人拉家带口的，一个人一百块钱，四、五个人就是五百块钱。另外就是说你们还不错呢，我告诉你有的人连机场都没出就回去了。为什么？因为一出机场就跟你要小费，这样的服务不规范使人很烦，就没有底，我就觉得现在国内整个的服务除了一些服务的设施还不够完美，我觉得这个倒不是大家最主要的，主要的是服务的质量还有服务的条款不完善，特别是旅游价格、旅游条款，这个大家反映是最强烈的。
黄金周 还能带给我们多少期待？
主持人：现在我们再来梳理一下，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问题点到底在哪儿？从个人来说休闲方式方面，从旅游景点，包括服务水平方面，还有一个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提供的服务、管理方面也好，您觉得这些方面有哪些问题点，应该从哪些地方着手改善这些地方？
李强：涉及的是比较多的环节，首先是一个大的制度设计，休闲采取什么样的，是整体型的还是分散型的。第二个是刚才王教授讲到的，我们在管理的环节上，我们服务的水平上、服务的质量上能不能提供给这样大量人口出行的比较优质的服务。换句话说，你过去虽然也能提供，比如说故宫，首先它的接待能力有多强，我们都知道，它是有极限的，而且像这种历史文化保护，它是世界文化遗产，如果超量运营的话，就像一个汽车，你如果总是超载的话，一个火车总是超载的话，它会大量地损害它本身的遗产质量，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实际上我们要想到，因为人口突然地巨增，本来人少的时候也不是说服务质量一定差，突然一增，过去每天来一百个人他招待，现在来十万个人，他当然就没有接待能力。
主持人：是接待能力的问题？
李强：接待能力和接待的质量水平是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我感到，由于人口的剧增，人口的巨型，引起了三个方面同时的压力紧张，当然就会产生很多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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