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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历史深处——访<定西孤儿院纪事>作者杨显惠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7年07月30日 17:59 来源:中国新闻网

 杨显惠的朋友赛妮亚评价他作品的意义,“历史是‘秦始皇的兵马俑’,你不挖,它永远不出来。殊不知,有多少埋葬在万丈深渊的历史暗角,我们永不知晓,有多少冰雪背后的哭泣引人深思。”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1970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的史诗般巨著《古拉格群岛》以这样沉痛的题辞开篇。杨显惠所著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等系列,曾被人称作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正如同当年索尔仁尼琴英勇地探索真相一样,杨显惠走入了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真实记录了人类关于饥饿和死亡的悲剧。

  与杨显惠约定电话访问的时候,他正在甘肃玉门镇的饮马农场为他的下一部作品进行访问。为了核实一个材料,酷暑天,61岁的他一天内翻越了好几个沙包窝,回到场部已经是晚上,第二天一早他还要赶往酒泉,从那里返回兰州。虽然很疲惫,杨显惠坚持要“守信”,如约打来了电话。电话里,杨显惠一口浓郁的西北口音,热情爽直,一下就拉近了人际距离。

  当记者表示看完《定西孤儿院纪事》后,曾为书中记述的惨烈痛哭了一场,杨显惠说,“你只是‘哭了一场’,我可是一直边擦眼泪边写。”杨显惠告诉记者,他爱人不喜欢文学,平时只喜欢看电视连续剧。他的书她从来不看,只是稿子写完了,她就帮着打印出来。一天,她打印完《姐姐》那篇稿子,哭了,红着眼睛告诉杨贤惠,“这篇感觉写得好!”

  开掘出“人性的真相”

  《定西孤儿院纪事》最早在《上海文学》连载。当在2006年第六期连载结束的时候,《上海文学》主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忍不住给杨显惠写信,信中说:“我不敢想,如果审读第七期的清样时没有读到您的文章,心里不知会感到何等的寂寞。”陈思和后来回忆:“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深夜,灯下阅读清样,读到一篇‘纪事’的文稿,言及灾民饥饿之极的种种惨状,顿时毛骨悚然,心胸作痛,自有透不过气来的感受。那篇‘纪事’,是我惟一没有发表出来的,不是写得过分,而是我感情上承载不起这样沉重的生活现实。”

  北京大学中文系邵燕君博士主持的网上沙龙一直在跟踪追评《上海文学》,邵燕君认为,杨显惠的作品“像一条路径引导读者从当下阅读的现实空间走向故事空间,也就是从人间走向地狱。通常是在故事进入到三分之一以后,绳索才慢慢地抽紧,惨烈的情景一幕幕地出现,读者的心在惊愕中一点点地下沉,直到受到那重重的一击。”而令邵燕君赞叹的是,不管有多高的心理预期,杨显惠的作品每篇都能震动人心,“一次次冲破读者的心理疆界。它们的作用不仅在于揭露‘历史的真相’,也从不同角度开掘出‘人性的真相’,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和超越性。”

  1990年,为写作《夹边沟记事》,杨显惠来到自己曾经上山下乡的甘肃饮马农场,一边挂职副场长,一边搜集素材。在那里,他遇到了定西孤儿院的几十个孤儿,听他们讲述了自己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全国性的“大饥荒”中成为孤儿的故事。杨显惠十分震惊,因为这段历史并不遥远,但他不知道,很多人也不知道。

  故事发生地——定西专区是甘肃省1958年到1960年饥荒的重灾区,灾难的三年过去后,定西专区当时紧急成立了一个专署儿童福利院,接纳了几百孤儿。同期,定西专区的各县、镇、重灾县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儿童福利院或是“幼儿园”。这些大大小小的儿童福利院收容了大约五千左右的孤儿,由国家进行救助。孤儿们长大后,当时的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又把这批孤儿招工,兵团人员调换频繁,有一部分孤儿就来到了饮马农场。

  他采访到无数令他震撼的细节,有一家人7口人,只有一个孩子还活着。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抢救人命,救济粮下来了,食堂也恢复了,这个孩子每天拿了一个罐去领粮食,问你家里几口人,他说7口,他打了7个人的面糊糊回来,一个人喝掉。而他家里饿死的6口人,就在炕上摆着。

  一个人的历史追述

  2003年,在初步了解孤儿的故事后,杨显惠开始着手写作《定西孤儿院纪事》。他托人转告陈思和,如果《上海文学》准备连载,他就有信心写下去,因为每写一篇,他都要多次采访当事人,而每个人的回忆都很痛苦,采访难度很大。如果杂志开始连载前面几篇,就能够给当事人一些鼓励和勇气。陈思和同意了,杨显惠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

  杨显惠定居天津塘沽,1988年入天津作家协会专职写作至今。杨显惠告诉记者,自己一共采访了150多人,跑了甘肃五六个县。稿酬只能支付旅费的三分之一,天津作协还陆续支持了1万多块钱。“我觉得中国社会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么重大的问题,我们的文学没有表现出来,不应该。我就是花上10万块钱,跑上它4年我觉得也是值得的。亏点钱就亏点钱吧,我愿意花这些钱。”他说。

  寻访也是困难重重,“有时候你追踪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弄了半个月,最后发现你的篮子是空的。你从这个县跑到那个县,从这个村跑到那个村找这个人,可能你没找到,也很可能你找到了人家不谈,或者人家应付几句把你打发了。”杨显惠把寻访的过程比喻为渔民撒网,下了十次网,九次都是空的。“但偶然你又坚持了一天,就可能有很大的收获。”

  杨显惠介绍,访问10个人,就会有三四个人拒绝他,“种种原因不愿意说,可能述说带来痛苦,可能另外有顾虑,说了领导要批评,说你思想落后,说你反动。”有的孤儿如今虽然下岗或者退休了,但是对当年的运动还心有余悸,害怕给自己的子女造成麻烦。杨显惠给他们做工作,“我说,要抓也先抓我呀,要枪毙也是首先是我杨显惠,不会轮到你。另外我是写小说,不写真人真事。”慢慢的,有人开始不那么抗拒了。

  最难的是如何让幸存的孤儿们说真心话,当时最小的孤儿不过一两岁,有的人进孤儿院的时候还在吃奶。杨显惠往往通过熟人找到孤儿家里,或者把他们请到饭馆里面,有时边喝酒边采访。他曾经请农场当年幸存的孤儿们一道吃饭、喝酒,几十个人在一块聊,一顿饭花了一千多块钱。杨显惠跟现在仍然在当农工的孤儿们说,“我1965年上山下乡到了兵团,每天就是在这里挖渠,修田,种小麦,收割。”把他当作自己人,孤儿们慢慢对杨显惠放松了戒备,更多的孤儿则被杨显惠感动,“你跑这么远的路到他家里去,坐在炕头上,你跟他一块抽烟,跟他一块吃他家的农村汤面条,他的想法就跟你讲了”。也有孤儿主动愿意讲,因为他们认为这段历史是个大事件,而这个经历影响了他的一生,孤儿说,我们的文化水平不行,行的话我自己都写了。

  当年的幸存者们一个一个地开口了。有些人很冷静,慢慢地一边琢磨一边说,有些人说着说着大哭起来,有些人则默默地掉泪。杨显惠也常常听得泪流满面,但是他更多的时候,需要调停气氛,他往往很快地谈起另外一个话题,比如问谁谁谁这些年你见过没有,有个地方你去过没有,等当事人把情绪缓过来,接着再聊。

  除了寻访孤儿,杨显惠也曾试图查找官方资料。他告诉记者,如今,甘肃定西各县都在重修县志,他翻看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县志,除了个别县只字不提外,大部分县都简要提到了这段人口减少的历史:或者说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或者说工作当中出现了失误,原因是“浮夸风”和“自然灾害”。

责编:李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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