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显惠的朋友赛妮亚评价他作品的意义，“历史是‘秦始皇的兵马俑’，你不挖，它永远不出来。殊不知，有多少埋葬在万丈深渊的历史暗角，我们永不知晓，有多少冰雪背后的哭泣引人深思。”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1970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的史诗般巨著《古拉格群岛》以这样沉痛的题辞开篇。杨显惠所著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等系列，曾被人称作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正如同当年索尔仁尼琴英勇地探索真相一样，杨显惠走入了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真实记录了人类关于饥饿和死亡的悲剧。

　　与杨显惠约定电话访问的时候，他正在甘肃玉门镇的饮马农场为他的下一部作品进行访问。为了核实一个材料，酷暑天，61岁的他一天内翻越了好几个沙包窝，回到场部已经是晚上，第二天一早他还要赶往酒泉，从那里返回兰州。虽然很疲惫，杨显惠坚持要“守信”，如约打来了电话。电话里，杨显惠一口浓郁的西北口音，热情爽直，一下就拉近了人际距离。

　　当记者表示看完《定西孤儿院纪事》后，曾为书中记述的惨烈痛哭了一场，杨显惠说，“你只是‘哭了一场’，我可是一直边擦眼泪边写。”杨显惠告诉记者，他爱人不喜欢文学，平时只喜欢看电视连续剧。他的书她从来不看，只是稿子写完了，她就帮着打印出来。一天，她打印完《姐姐》那篇稿子，哭了，红着眼睛告诉杨贤惠，“这篇感觉写得好！”

　　开掘出“人性的真相”

　　《定西孤儿院纪事》最早在《上海文学》连载。当在2006年第六期连载结束的时候，《上海文学》主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忍不住给杨显惠写信，信中说：“我不敢想，如果审读第七期的清样时没有读到您的文章，心里不知会感到何等的寂寞。”陈思和后来回忆：“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深夜，灯下阅读清样，读到一篇‘纪事’的文稿，言及灾民饥饿之极的种种惨状，顿时毛骨悚然，心胸作痛，自有透不过气来的感受。那篇‘纪事’，是我惟一没有发表出来的，不是写得过分，而是我感情上承载不起这样沉重的生活现实。”

　　北京大学中文系邵燕君博士主持的网上沙龙一直在跟踪追评《上海文学》，邵燕君认为，杨显惠的作品“像一条路径引导读者从当下阅读的现实空间走向故事空间，也就是从人间走向地狱。通常是在故事进入到三分之一以后，绳索才慢慢地抽紧，惨烈的情景一幕幕地出现，读者的心在惊愕中一点点地下沉，直到受到那重重的一击。”而令邵燕君赞叹的是，不管有多高的心理预期，杨显惠的作品每篇都能震动人心，“一次次冲破读者的心理疆界。它们的作用不仅在于揭露‘历史的真相’，也从不同角度开掘出‘人性的真相’，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和超越性。”

　　1990年，为写作《夹边沟记事》，杨显惠来到自己曾经上山下乡的甘肃饮马农场，一边挂职副场长，一边搜集素材。在那里，他遇到了定西孤儿院的几十个孤儿，听他们讲述了自己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全国性的“大饥荒”中成为孤儿的故事。杨显惠十分震惊，因为这段历史并不遥远，但他不知道，很多人也不知道。

　　故事发生地——定西专区是甘肃省1958年到1960年饥荒的重灾区，灾难的三年过去后，定西专区当时紧急成立了一个专署儿童福利院，接纳了几百孤儿。同期，定西专区的各县、镇、重灾县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儿童福利院或是“幼儿园”。这些大大小小的儿童福利院收容了大约五千左右的孤儿，由国家进行救助。孤儿们长大后，当时的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又把这批孤儿招工，兵团人员调换频繁，有一部分孤儿就来到了饮马农场。

　　他采访到无数令他震撼的细节，有一家人7口人，只有一个孩子还活着。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抢救人命，救济粮下来了，食堂也恢复了，这个孩子每天拿了一个罐去领粮食，问你家里几口人，他说7口，他打了7个人的面糊糊回来，一个人喝掉。而他家里饿死的6口人，就在炕上摆着。

　　一个人的历史追述

　　2003年，在初步了解孤儿的故事后，杨显惠开始着手写作《定西孤儿院纪事》。他托人转告陈思和，如果《上海文学》准备连载，他就有信心写下去，因为每写一篇，他都要多次采访当事人，而每个人的回忆都很痛苦，采访难度很大。如果杂志开始连载前面几篇，就能够给当事人一些鼓励和勇气。陈思和同意了，杨显惠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

　　杨显惠定居天津塘沽，1988年入天津作家协会专职写作至今。杨显惠告诉记者，自己一共采访了150多人，跑了甘肃五六个县。稿酬只能支付旅费的三分之一，天津作协还陆续支持了1万多块钱。“我觉得中国社会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么重大的问题，我们的文学没有表现出来，不应该。我就是花上10万块钱，跑上它4年我觉得也是值得的。亏点钱就亏点钱吧，我愿意花这些钱。”他说。

　　寻访也是困难重重，“有时候你追踪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弄了半个月，最后发现你的篮子是空的。你从这个县跑到那个县，从这个村跑到那个村找这个人，可能你没找到，也很可能你找到了人家不谈，或者人家应付几句把你打发了。”杨显惠把寻访的过程比喻为渔民撒网，下了十次网，九次都是空的。“但偶然你又坚持了一天，就可能有很大的收获。”

　　杨显惠介绍，访问10个人，就会有三四个人拒绝他，“种种原因不愿意说，可能述说带来痛苦，可能另外有顾虑，说了领导要批评，说你思想落后，说你反动。”有的孤儿如今虽然下岗或者退休了，但是对当年的运动还心有余悸，害怕给自己的子女造成麻烦。杨显惠给他们做工作，“我说，要抓也先抓我呀，要枪毙也是首先是我杨显惠，不会轮到你。另外我是写小说，不写真人真事。”慢慢的，有人开始不那么抗拒了。

　　最难的是如何让幸存的孤儿们说真心话，当时最小的孤儿不过一两岁，有的人进孤儿院的时候还在吃奶。杨显惠往往通过熟人找到孤儿家里，或者把他们请到饭馆里面，有时边喝酒边采访。他曾经请农场当年幸存的孤儿们一道吃饭、喝酒，几十个人在一块聊，一顿饭花了一千多块钱。杨显惠跟现在仍然在当农工的孤儿们说，“我1965年上山下乡到了兵团，每天就是在这里挖渠，修田，种小麦，收割。”把他当作自己人，孤儿们慢慢对杨显惠放松了戒备，更多的孤儿则被杨显惠感动，“你跑这么远的路到他家里去，坐在炕头上，你跟他一块抽烟，跟他一块吃他家的农村汤面条，他的想法就跟你讲了”。也有孤儿主动愿意讲，因为他们认为这段历史是个大事件，而这个经历影响了他的一生，孤儿说，我们的文化水平不行，行的话我自己都写了。

　　当年的幸存者们一个一个地开口了。有些人很冷静，慢慢地一边琢磨一边说，有些人说着说着大哭起来，有些人则默默地掉泪。杨显惠也常常听得泪流满面，但是他更多的时候，需要调停气氛，他往往很快地谈起另外一个话题，比如问谁谁谁这些年你见过没有，有个地方你去过没有，等当事人把情绪缓过来，接着再聊。

　　除了寻访孤儿，杨显惠也曾试图查找官方资料。他告诉记者，如今，甘肃定西各县都在重修县志，他翻看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县志，除了个别县只字不提外，大部分县都简要提到了这段人口减少的历史：或者说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或者说工作当中出现了失误，原因是“浮夸风”和“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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