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辽宁省先后查处两起市委领导腐败案：4月，葫芦岛市原市委副书记李春枝受贿120多万元，终审被判有期徒刑13年；11月，抚顺市原市委书记周银校也因单独或伙同妻子受贿120多万元，终审被判有期徒刑14年。半月谈记者独家调查发现，他们充分运用了市委领导在干部任免上的“提名权”，通过一系列“包装”以及所谓的组织程序，帮人升官，为己敛财。

    买“提名”：一箱山野菜，下压5万块

    检察机关对周银校共提出了8笔受贿指控，均被法院予以认定，其中5笔是卖官；李春枝被指控的受贿事实多达19笔，法院也一一予以认定，其中竟有13笔是卖官，其余的也多与安排工作有关。《半月谈》记者注意到，尽管身居要职，但收钱时他们非常小心谨慎，在场合选择上也是费尽心思，而买官者为此也是“用心良苦”。

    2002年初，时任抚顺县委副书记的刘某为在职务晋升上得到周银校的照顾，送给周银校的妻子吴柏清6万元钱，吴柏清随后告知了周银校。此后，经周银校同意，刘某于2003年4月被晋升为抚顺市某局局长。刘某曾对办案人员供述，在县区换届前的一天，他与别人一起去周银校家，在送去的一箱山野菜下面装了5万元钱。刘某说，自己还给吴柏清一个装有1万元的信封，并暗示山野菜箱里有钱。

    葫芦岛市连山区某乡原党委书记李某曾是一家钼矿厂的厂长，经济条件较好，在被调离党委书记岗位后，想担任某开发区副主任。2004年9月的一天，他通过一名副市长的介绍，终于有机会和李春枝共进晚餐。李某借去李春枝家接他的机会，啥话也没说，随手把装有2万美元的黑塑料袋放在鞋架上，然后下楼等。几分钟后，李春枝下楼。吃饭时，李春枝就明确表态：“开发区有副主任的空缺，有职数，但要按程序办，区委如果报上来，我会积极做工作。”

    李某很会替领导考虑。审讯人员问其为什么要送美元，他回答说，因为美元体积小，不容易被人注意。然而正是这些美元，最终让李春枝落马。

    提名权，贪官卖官的“临门一脚”

    抚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国资局党委书记徐兴中对《半月谈》记者介绍说，任命一个干部一般要经过下面几个程序：当某个位置出现空缺后，由相关方面提名，然后进行组织考察，人选经考察后，再报主管干部的副书记、组织部长、分管的副部长以及分管处长4人，最后报市委书记，通过后，上书记办公会，最后通过常委会表决通过，然后公示。

    在周银校的5次“卖官”行动中，有2次在他答应行贿者后，找到了当时正担任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徐兴中，利用自己的“提名权”予以推荐。研究干部问题的专家指出，这是卖官者的“临门一脚”。

    在审理周银校案件时，李某提供证言证明：2001年，自己向周银校提出能不能安排担任某局副局长，周应允。当年11月，李某被任命该职。2002年春节前后，李某与妻子为表示感谢，到周银校家给周妻吴柏清10万元钱，吴柏清随后告知了周银校。

    那么，周银校是如何操作，让李某走上心仪的岗位呢？据周银校在庭审时供述：2001年下半年，我对徐兴中说，可以考虑让李某担任某局副局长，徐兴中表示考察后要走正常组织程序。过后，徐兴中向相关领导和部门转达了该意见。经正常程序，李某如愿担任了该职。

    无独有偶。2001年初，周银校接受迟某的请托，利用“初始提名权”，使迟某当上了市直部门的副局长。这一次，周银校也是先通过徐兴中打开“缺口”。

    徐兴中对记者说，2001年下半年，某市直部门副局长一职空缺，迟某自身虽然够格，但其所属单位没有优势。不过，在组织部确定后备人选前，周银校又找到了徐兴中。周银校说：“某副局长位置有空缺，迟比较合适，你给考虑一下。”很快，迟某当上了副局长。刚上任的迟某为了表示感谢，特意在一天晚上来到周家，送上了10万元钱。

    “提名权”软肋凸显一把手监督难

    徐兴中认为，在确定干部人选上，市委书记或副书记进行提名，并无不妥，包括其他领导、部门甚至群众个人，也可以推荐人选，但如果提名、推荐的背后有权钱交易，那性质就变了。尤其在提名之后，还要经过酝酿、表决等组织程序，市委书记等领导的意见可谓举足轻重，因此他们对谁进行提名，是非常关键的。

    透过辽宁这两起卖官案件，可以看到即使不是普遍存在，但也绝不是个案的一种官场“生存状态”：由于备选干部太多，争夺“用人者”的注意力和接受程度往往会演化成一场激烈甚至是残酷的竞赛，能够被“提名”，已经是非常稀缺的机会了。于是，有人就以花钱的方式向有“提名权”的“用人者”购买这种机会。当然，他们还想买到“安全感”、“被信任感”、“被接受感”等。然而，这样导致了选人上的竞争不公平。

    沈阳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处长孟宪杰说，现在赋予“一把手”的权力过大，尤其表现在任用干部时，发挥班子的整体作用难度大，做到民主集中制也不容易。尽管全委会票决制、常委会票决制避免了少数人说了算，有利于决策发扬民主，是个进步，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怎么“决”，而是干部的“初始提名权”在谁手里。事实是，“一把手”才具有“初始提名权”。

    周银校、李春枝卖官事件暴露出“一把手说了算”、“由小圈子选人”和“选小圈子人”的问题。“‘一把手’在本部门是难以监督的，因为平级没法监督，底下又不敢监督，所以才造成了这么多大案、要案、窝案。”干了几十年纪检工作的辽宁省铁岭市纪委研究室主任武绍国说。

    “‘提名权’背后的交易凸显一把手监督难现状。”中央党校教务部副主任、政治学教授侯少文认为，监督一直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软肋”，是最薄弱的环节，而对“一把手”如何监督、如何约束其权力，是这个“软肋”中的“软肋”。“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条是监督者不是权力的委托者，权力委托者、监督者、被监督者三者之间‘错位’。”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李坚认为，要遏制“买官卖官”现象，关键还是要落实组织部门制定的各项制度，要通过正常的组织程序公开选人方式，实现透明选人。同时，对买官卖官的，不仅要追究卖官者的责任，也要严厉追究买官、跑官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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