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被免职的乔洪是调任贵州省国资委，还是仍在接受调查，至今不得而知

　　“公司目前不会接受任何采访。”5月14日，在茅台镇赤水河畔茅台公司办公楼11层内，董事会秘书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此前一天，茅台酒股份公司14名董事在6小时车程外的贵阳召开董事会，通过总经理乔洪免职提案。

　　贵州茅台总经理乔洪被调查传言一周来，这是茅台公司惟一的一次透露有关乔洪的信息，但它仍无助于平息质疑。

　　围绕着贵州茅台总经理乔洪被调查的传言已经持续一周，相关方面的沉默使得这桩被证券市场和白酒行业都极为关注的变动，仍然如云山雾罩。

　　周一茅台的董事会公告更使得迷雾更加浓厚，平静的事实背后，潜藏着怎样的利害关系？

　　传言下沉默的茅台

　　事情起因于一则贵州茅台总经理被调查的消息。

　　5月10日，一则流传于证券市场的消息见诸报端，贵州茅台总经理乔洪被调查，虽然具体的原因与情形并不清楚，但“被调查”一说得到了多个消息源的证实。此前一天，贵州茅台股价下挫4.66%，报92元。

　　被传总经理遭到调查的贵州茅台股票，随即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停牌。公司董事长袁仁国等高管在当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均称不清楚此事。5月11日下午，贵州省纪委即对本报证实，乔洪确实出事，原因是“涉嫌贪污受贿”。但上市公司第二天并未对此作出回应。

　　随后贵州茅台在13日下午召集了一次董事会。地点不是在众多媒体记者聚集的仁怀市，而是在贵阳茅台销售分公司。会后，上市公司发布了一则公告：乔洪将调任贵州省国资委，而对其他此前传言中的事项未做说明。

　　随后对于乔洪被调查的原因众说纷纭。但上市公司对于记者的采访则一律采取回绝态度。一位中层干部也在回复记者的短信中表示“没有时间”。

　　惟一回应过守在公司门口的记者的，是茅台集团董事长季克良，他的说法是，“看公司公告”。

　　乔洪“囤酒”说

　　在去茅台酒厂的盘山路上，茅台镇的一位出租车司机感叹，2001年时200元出头的茅台高度酒，现在已经卖到500元了，而且还不一定能买到。

　　涨价正是高档白酒行业内最常见的提升利润的方法。

　　但这一点恰恰可能是主管销售的乔洪出现问题的地方。相比于众多关于乔洪被调查原因的离奇说法，更多的人相信乔洪被调查与其在任上主管销售有关，而事发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涨价之前和经销商合作囤酒。

　　高档白酒基酒数量有限，短时间内产量的增长可以预计、而且增量很小；而高档白酒的价格弹性并不明显。一名业内人士说，这一点对于茅台尤为明显，价钱由300元提到500元，买的人数并不会减少多少。

　　在2001年8月到2007年3月，贵州茅台普通高度酒出厂价提升过4次，从2001年的218元/斤提高到今年3月份的345元/斤，另外，提价频率也由此前的两年一次逐渐变为一年一次。

　　一名接近茅台高层的业内人士认为，在茅台涨价之前，利用手中权力与经销商合谋囤酒可能是乔洪及其亲属被查的原因。因为目前在茅台公司中，计划外产品的销售只有茅台三驾马车：集团董事长季克良、上市公司董事长袁仁国以及总经理乔洪拥有“批条子”的权力。

　　而乔洪的亲属也被确认牵涉其中，在此前媒体获得的一封乔洪写给贵州省领导的信中，乔洪说，“在一切我主管的经营活动中，如果查实我有贪污受贿行为，我愿意接受党纪国法的处理。”“在我主管的茅台股份公司，如果我给弟弟批过一瓶酒，让我弟弟做过一笔我分管的业务，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理。”信的另一内容，则显现出了乔洪写这封信的时间。信中说“生产经营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大家都在观望事态的发展，特别是近段时间，茅台股票裹足不前，按理茅台酒提价，交通银行上市等利好消息刺激，茅台股票应有较大的提升，而近期五粮液已从每股20多元上涨到接近40元。”五粮液股价接近40元的时间是四月中下旬。4月9号到30号五粮液除权之前，五粮液的股价均维持在32元以上，4月13日最高见38.43元。而同期茅台股价一直在94-96元间徘徊。

　　三驾马车变双套车

　　但放在另一个角度里，乔洪调离茅台以及接受调查，则可以有另一番解释。

　　乔洪加入贵州茅台之前曾任贵州省轻纺工业厅副厅长。

　　2000年8月进入贵州茅台酒厂，不久即担任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主抓茅台及其系列酒的市场营销工作，是构成“季(茅台集团董事长季克良)、袁(上市公司董事长袁仁国)、乔(上市公司总经理)”茅台“三驾马车”的重要成员。

　　1964年即投身茅台的集团董事长季克良目前已经五次延期卸任，超期服役的季克良在今年年初曾对贵州省委提出退休以及如何安排接班人等，乔洪一度被认为是新任掌舵人的有力竞争者。

　　在乔洪2000年加入茅台之前，茅台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销售。在头几年中，茅台与白酒行业另一企业五粮液的差距拉开。茅台随后整个营销和渠道的建设，都是在主管销售的总经理乔洪主持下展开。

　　到2004年，茅台实现销售收入30.1亿元，同比增长25.4%，不及五粮液一半的销售额，净利润却紧逼五粮液，达到8.21亿元，同比增长了39.8%。

　　熟悉乔洪的经销商说，乔洪人很和气，做人处事都值得称道。而此前集团董事长季克良对乔洪的描述是，长着一张娃娃脸……

　　一名食品行业分析师说，目前来看，不管结果怎样，乔洪已经不会再次回到竞争者行列中，茅台接班人的问题因此消弥于无形。这从短期来看可能影响公司形象，但长期来看则有利茅台的发展。

　　而申银万国在一份报告中直指，在茅台工作近7年的乔洪突然被调任事件，短期对公司的市场形象有负面影响，也可能使得股权激励的预期推后，但与此同时也使得公司通过提高出厂价，来降低市场价与出厂价的差价预期提高。

　　公告澄而不清

　　而贵州茅台14日的一则公告，使整件事情多少变得有些戏剧性，但却并没有使得事情变得更清晰。

　　贵州茅台13日下午在贵阳的销售公司召开了一次董事会，随后在晚10点左右发出一则公告，称乔洪调任贵州省国资委副主任，而股东大会也因此延期举行。但未对此前乔洪遭调查等做出任何回复。

　　这份公告本身也并未交代出董事会的真实情形。总经理乔洪也是茅台董事之一。公告中称，15名董事中有14名到会，但对于缺席董事的姓名、是否委托他人投票等问题均未提及，而在一般公司的董事会决议中，都会交代这两个细节。

　　另外，最近一次的董事会召开日期是4月25日，相隔不到20天，当时并未提及乔洪的调动，因此原定5月19日召开的股东大会不得不因增加审议乔洪辞任这一议案而延期。

　　随后贵州省国资委的态度则使事情的另一面凸现。

　　14日下午记者致电贵州省国资委企业领导人管理处一位处长时，对方称并不知悉此事。而国资委其他部门也称，并不知悉，也未收到过相关文件通知。

　　而记者拨打乔洪的手机时，仍然是转移到信息台的声音。在贵州茅台，办公楼中执勤的保安说，已经很久没见乔总了。

　　一名证券分析师则认为，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先将乔洪调离茅台，再开始调查，这在此前类似的案例中并不鲜见。

　　而另一则来自国资委方面的消息显示，调乔洪去国资委的任命至少在10日前已确定。

　　记者手记

　　灰蒙蒙的茅台

　　出贵阳西南256公里，穿过蜿蜒的山峰和赤水河，酒镇茅台就卧在群山之间。

　　走进茅台，一股酒糟的浓郁气息扑鼻而来。在茅台镇外不远，一条高速公路正在修建，而茅台镇也在开始修建新厂区和市区。灰尘混和着酒糟味使得初来者的印象并不好。

　　不过，如果不是办公楼上硕大的牌子，你很难想到在资本市场上红火异常的茅台、被基金经理追捧的贵州茅台，正是你眼前所见的公司。

　　白酒是这里主要的经济来源，从仁怀到茅台13公里的路途上，白酒企业并非只有茅台一家。而受益于白酒，奔忙在仁化与茅台之间的出租车司机说，他的月收入在3000到4000元之间，这在当地无疑是“高薪”阶层。而他却羡慕地说，在茅台酒厂，双职工一年拿到10万元很正常。

　　“他们都是在茅台有房子，在仁怀也有房子。”司机说，私营酒厂老板的身价就更多了，可能以千万计。而酒业发展带来的并不只是收益。在茅台背后的赤水河，已经不见得清澈。

　　在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他们尽管接待记者，但却没有对传言给出任何正面的澄清与答复。当事方茅台对于整件事情的沉默和“坚壁清野”，使得事情的面目变得模糊不清。(吴敏)

　　茅台老总去向不该迷雾重重

　　围绕着贵州茅台总经理乔洪被调查的传言已经持续一周，但是，从上市公司到贵州省有关部门，都保持着一种奇怪的沉默，让投资者、让贵州公众，对这样一件关系到自身利害的事件，无从掌握最准确的信息。

　　贵州茅台是一家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对于任何一个法定披露信息的隐瞒或扭曲，都可能使部分或全体投资者作出错误决策，从而蒙受程度不等的损失。

　　因此，现有证券监管法律为上市公司规定了一种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贵州茅台确实于5月14日发布公告称，乔洪因工作原因调任贵州省国资委副主任。但是，媒体调查的结果却不能证实公告的这一说法。这一公告是否属实？

　　当然，这一公告本身就十分奇怪：由一家上市公司率先来宣布省政府一位厅局级干部的人事变动情况。本来，这是政府的义务。就在上个月，国务院公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不论按照哪个标准，乔洪是否担任贵州省国资委副主任一职，都属于政府部门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

　　市场有传言称，乔洪已经受到调查。贵州省纪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经证实了这一点，但是，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式公告，而涉及一位重量级的国有上市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问题，涉及厅局级官员的问题，是否需要公告？

　　这样，乔洪，一位厅局级官员、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于茅台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现在究竟是什么身份，是国资委副主任，还是被调查对象，都成了一个谜。

　　为什么信息披露、信息公开制度运转不良？关键的原因恐怕是，相关信息披露制度本身存在不足：未能详尽地规定，上市公司或者政府未能履行信息披露、公开义务，投资者、公众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有效救济。尽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都规定了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但是，这些规定过于笼统，过于强调监管部门、政府部门内部的监督，而忽略了为投资者、公众维护知情权提供便利而有效的救济渠道。也就是说，缺乏投资者、公众直接问责的机制。

　　乔洪事件显示了，在保障投资者、公众获得相关信息的权利方面，现有的制度还有不少漏洞。(秋风)

责编：赵旋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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