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气候变化大臣埃德·米利班德12月21日在《卫报》上撰文,指责中国“挟持”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谈判进程。中国这两天再次成为英国媒体轰击的对象,被涂抹成在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无理取闹的搅局一方。
中国真是这样的角色吗?我们看到,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向世界自愿公布了减少碳
排放的指标。当时,英国媒体纷纷肯定中国这一举措,称赞中国为哥本哈根会议带来了希望。
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中国坚持谈判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为基础,坚持继续公约和议定书确定的“双轨制”,坚持秉承国际社会达成共识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遵照“巴厘行动计划”对温室气体减排可测算、可报告、可核查的明确规定,接受了发达国家提出的“地球升温必须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并表示愿意让其他发展中国家优先获得发达国家提供的资金和技术。可以看出,这些立场、努力和愿望,既与国际间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以往努力一脉相承,也在哥本哈根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回应和支持。事实上,大会能最终达成各方认可的协议,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诚意、决心和努力是分不开的。中国何错之有?
那么哥本哈根峰会后,英国官员为什么会率先指责中国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英国对中国的指责“具有明显的政治图谋”,目的是“推卸其应该履行的对发展中国家的义务”。英国广播公司的一篇报道是这样分析的:除了有西方在会议后需要对本国公众作交代的原因外,还有超出气候会议本身的原因。在气候会议进入最后阶段,显而易见,谈判及会议成败完全由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主宰,这令英国和其他欧盟国家感到失落。所以22日的英国媒体说了,中国就成了替罪羊。至于美国呢,当然有别了。
国际上有一种看法,认为发达国家就是想利用气候谈判来控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速发展,以继续保持其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气候谈判确实关系到各国的切身利益,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这样英国视为二战后最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各方博弈和妥协,这本属正常。难道英国就只想着拯救地球、丝毫没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吗?要说“劫持”,从某个角度讲,在温室气体导致气候变化问题上,难道不是少数发达国家劫持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吗?自英国工业革命到1950年,在人类燃烧化石燃料而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中,发达国家占了95%;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中,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然占到总排放量的77%。就人均碳排放量而言,中国是4.6吨,仅为英国的二分之一,美国的四分之一。这4.6吨中,还包括了排放转移,就是说中国排放温室气体来生产出口到发达国家的产品。如果跑遍英伦三岛,中国人往往惊讶于这个工业革命的先驱很难看到工厂烟囱,这是因为高污染的产业都尽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了,其中就有中国那人均4.6吨的碳排放量。难怪有人说,计算碳排放,不应只算当前,还应算历史积累;不应只算本土排放,还应算排放转移;不应只算国别总量,还应算国别人均。
把中国涂抹成全球气候谈判的主要威胁,这显然是不客观、不公正的。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也应当承担主要的义务。这一认识不能因某些发达国家对哥本哈根会议的失望而改变。发展中国家历史累积排放量少,人均排放量低,当务之急仍然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测算,中国当前刚达到的3000美元的人均GDP仅是英国的十三分之一,才与英国1913年的水平相当。
圣诞节来临,英国尽管大雪飞扬,寒气逼人,人们在供暖良好的家里依然能感受圣诞节的温馨氛围。此时,笔者想起了远在中国南方的老母亲。在中国南方,大部分房屋没有供暖设施,正患呼吸道疾病的母亲只好在冷飕飕的家里穿着加厚衣裤,躲在被窝里保暖。我在想,该如何向母亲解释中国“劫持”气候会议一说呢?我该劝她不要奢望暖气、以免使气候变暖吗?或许,我应该听听哪一位英国儿子的意见。(郭林)
责编:李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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