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前两年开始进入产业转型期的东部经济，经历的只是由资源约束带来的“成长的烦恼”，而如今，一种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包含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倒逼”因素，已经让“烦恼”转成“痛”。

    浦东成为带动东部新跨越的火车头

    这种“痛”是一种“凤凰涅 ”前的“浴火之痛”，也是脱胎换骨前的“阵痛”。

    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代表的东部经济还在高速发展。以长三角为例，今年上半年，江苏、浙江、上海三地经济依旧保持１２％到１５％之间的增速。不过，增长背后的信息令人亦喜亦忧：

    三省市上半年的统计报告显示，长三角的经济运行开始呈现出“可持续率先发展”的趋势。如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初现改变迹象；“有效投资”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新导向，工业企业效益回升；自主创新投入逐步增加等等。

    然而，与之共存共生的节能降耗、环境污染等约束性指标短期内难以实现。同时，生产陷入高成本、经济重化工业阶段性特征带来的环境压力、资源能源需求难以下降，诸多导致经济增长“难以为继”的矛盾进一步暴露。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浙江ＧＤＰ超万亿、成为我国第四个“万亿富省”后举行的一次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深切表露对资源消耗型和低成本扩张型高增长的忧虑。“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浙江目前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浙江省委作出浙江经济“腾笼换鸟”的决策，全面实施产业转型。

    长期研究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浙江大学教授沈满洪认为，“转型之痛”是转型期矛盾的集中表现，也是顺利完成转型必须付出的代价。他认为，中国尤其是东部的工业化进程高度浓缩，以浙江为例，人均ＧＤＰ从１０００美元增长到３０００美元，总共才经历１０年时间，与此相对应，发达国家经历这一过程，少如日本为５０年，多如德国和加拿大为８０年。

    在东部的工业化起步阶段，走的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村工业化道路，而这种星罗棋布式的工业化模式使得污染源分布甚广，很难集中治理。近年来，东部的产业结构开始向污染较重的重化工业转型，据浙江省经贸委公布的资料显示，浙江省的重化工业增长速度连续６年高于轻工业，从２００３年开始，重工业产值已经超过轻工业产值。统计显示，在长三角１６城市中，选择石化产业作为重点发展产业的有９个城市。

    资源消耗型的工业体系必然产生大量污染物，即便是经过达标处理的污染物，大量企业集中排放形成叠加效应，加上一些企业偷排漏排，已经使环境的承受能力达到极限。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鼓励资源节约和控制污染排放的市场机制尚未形成。

    今年年初，浙江省环保局公布了首批２８家环保不良信用企业，人们惊奇地发现，这２８家企业中，有１３家为污水处理企业，治污企业竟成了新的污染源。大量未经处理的高浓度污水直接进入污水处理厂，而污水处理厂为节省成本，污水未处理达标就排入公共水域，造成新的污染。如果一个区域加大企业的环保成本，在其他地区的企业还不需要承担此类成本的前提下，势必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

    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率先转型的东部不得不承受的痛楚。但愿正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中西部能够实现“绿色”增长，若干年后不必再承受如此沉重的“转型之痛”。（柴骥程 姚玉洁 崔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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