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推行的“流动人员登记表”受到舆论的质疑。

    新华网北京3月29日电（记者 朱继东）近日，北京推行的“流动人员登记表”受到舆论的质疑，这份登记表因为把外来人口视为潜在“高危群体”而被认为带有明显的歧视性。由此引发的议论再次把北京户籍改革问题推到风口浪尖，网民要求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呼声再度高涨。

    在这份“流动人员登记表”中，除了要填“绰号”之外，还要写“高危信息”，填写有哪些“违法可疑行为”“被打击处理情况”；还要对“散发过小广告，兜售盗版淫秽光盘，从事封建迷信、非法行医”等项目进行选择……许多人认为表格的内容设计带有明显的歧视性，非京籍员工更是感到不被尊重。

    新华网论坛、博客上，网民把这份表格的歧视性归纳如下：一是竟然“合法”地要求公民登记侮辱性的绰号；二是表格设计者坚持了“流动人口都是坏人”的逻辑，所以不是“高危”就是曾“被打击处理”；三是“流动人口中的聋哑人员”等同于“散发过小广告、兜售盗版淫秽光盘的人员”，似乎“聋哑”等生理缺陷就是活生生的“犯罪证明”。

    并且，这种做法也有违法理。网民认为，法律对犯罪嫌疑人都要强调先作无罪推断，城市的管理者凭什么就把只是来城市寻求就业机会、谋取收入来源的外来人口一律定为“高危人员”？城市可以对外来人口通过登记管理来掌握情况，但这种登记应该是纯粹的基本情况登记，而非作为“高危人员”登记。将外来人员作为“高危人员”登记，无论是从法律理念上、公民地位平等上，还是从社会人的感情上，都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以公权的名义对外来人口进行的歧视。

    “高危人员”这个词，是公安部门内部的专业用语。在内部划分上将来京人员全部视为“高危”，显然是执政部门、执法人员基本观念上的错误。将这张歧视性的表格广为发放，明显缺乏“情为民所系”的情怀，给和谐社会的建设，硬生生地打进一些不和谐的楔子。我们怀疑，这样的“登记表”经得起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考量吗？

    这场风波的根源，仍然是某些人头脑中错误的户籍观念在作怪，也进一步凸显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迫切性。多年以来，随着现行户籍制度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随着户籍被人为添加了越来越多的非户籍因素，要求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甚至成了全社会的共同呼声。近几年来各地的探索性改革实践也向人们证明，户籍制度必须改革，并且改革越彻底越好。

    但是一些地方政府特别是大城市管理者却仍然无视公民利益，抵制社会呼声，用既得利益者的思维维护户籍藩篱。即便是一些地方实行了户籍制度改革，也各有各的利益出发点，改革仍然停留在初级阶段。尤其是全国最大的两个城市北京和上海，前者一直实行严格的户籍管制，严格限制外来人口落户首都，即便在北京已经居住了数十年，尽管你是在为北京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纳税人和劳动者。而近年来，更是有一些北京市人大代表罔顾历史大潮，屡屡发出“控制北京人口”的不和谐之音。上海市虽然在2006年完善了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对取得居住证的外来人口在求职务工、社会保险、住房贷款、义务教育等方面实行了市民待遇，但这项政策的实际得益者还很少，取得居住证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事实上，我国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最大的难点和阻力是诸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

    歌德借“浮士德”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梦想，“让自由的人们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全国人民的首善之区。但如今的事实却是，一个外省青年通过自己努力可以得到一个单位肯定，成为京城的有房一族，却很难让这个城市接纳为新市民，不能以为这座城市做贡献而骄傲。这就是户籍之痛！在户籍改革呼之不出的复杂博弈里，我们一次次见证着户籍面具下的“傲慢与偏见”。一个城市给流动人口设置的藩篱越多，越是能够看出其背后的狭隘和偏执。将外来人口视作“高危人员”，这种“疑人偷斧”的思维本身就是一种与以人为本理念相左的“高危”观念。一个城市如果还在争论要不要歧视外来人口，而不是研究如何去保卫外来人口的权益和自由。那么，它的宜居指数和开放精神就值得怀疑。

    在中央综治委3月8日召开的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长武冬立明确表示，2007年我国将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实行统一的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要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在经常居住地落户。”这是作为担负国家户籍管理职能的中央政府办事机构有关户籍管理政策的最新表态，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下一段中国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方向。

    这是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成为网上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不少网民建议，在未来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中，应该是由中央政府统一主导，统一政策标准，统一户籍信息管理体系，统一迁徙制度。许多网民期盼，应该以北京推行“流动人员登记表”受到质疑为契机，尽快拉开全国性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大幕。

    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民政厅副厅长杨春兴认为，制度的公正公平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实行一元化的户籍制度改革，不只是一个人的身份变化问题，而是涉及政治、经济体制及其改革的大问题。但无论如何，对阻碍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体制问题，都应当予以破除。

    不管是政府管理层还是学术界，或者是广大人民群众，大家对于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的弊端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共识，并且一些地方的户籍制度改革也已取得初步进展。在此情况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应该积极行动起来作好表率，共同推动全国一盘棋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只有彻底消除户籍藩篱，类似北京“流动人员登记表”的事情才不会再次发生，社会才会更加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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