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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维正将军正在接受央视国际记者的专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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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维正将军为本网题词 |
CCTV.com消息(记者扈航、陈卓 北京报道):
决战岂止在战场
在常人的印象中,将军总是裹挟着硝烟征尘,常年与金戈铁马、沙盘战阵为伴。然而,我眼前的邵维正将军却书卷满室,麾下无一兵一卒,却胸怀千军万马、心中激荡着历史风云;他安然坐拥书城,居室无铁枪利剑,却在党史研究领域纵横驰骋,长驱直入,屡次取得突破性成果。邵教授是全军第一位被授予专业技术少将军衔的政治理论教员,是著名的社科专家、党史学科的带头人。他讲授的课题先后被制作成1000多盘教学录像带和光盘发到部队,参加学习的同志都称他是“没有见过面的老师”。
历史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将中国革命分成了前后两个14年
中国国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1921年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经历了28年。长征从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开始到1936年10月红军到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结束,整整两年,长征正好处在这个时段的中间线上,长征最关键的是1935年,这一年的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遵义会议, 又是这一年的10月,中央率领北上先遣队到达了陕北,1935年正处于这28年的中间。
邵维正认为,虽然看起来这是个时段的巧合,但是绝不仅仅是个巧合,遵义会议,就党史,军史和革命史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关乎到党和人民军队的生存发展,关乎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把遵义会议摆在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中国共产党发展成熟的标志上来加以分析认识。
为了论证这个论点,邵维正用了他认为最有说服力的方法给我进行了讲解,那就是“比较研究法”,邵教授是将遵义会议的前后14年做了一个比较,这样,就凸显出了遵义会议重大而深刻的历史意义。
2个14年验证中国共产党的成长
1921―1935 曲折发展的中国共产党
这1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工农红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流血牺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包括南昌起义,创建红军,井冈山斗争,各个根据地的建立。但是,这14年,对于党来讲,还处于探索时期,还没有达到成熟的程度,是一种曲折中的发展。
这14年中,我们党犯了一次“右”倾,三次“左”倾的错误。首先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大革命后期陈独秀一味的的退让,没有跟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当农民运动搞的热火朝天时,一些国民党的反动分子很不满意,陈独秀就出面说农民运动过火了,进行压制;工人运动起来后,国民党的右派也反对,以至于在武汉,上海,工人武装的枪都被收缴了。到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策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屠杀共产党,这时候,陈独秀还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的身上,发表了“汪陈宣言”,否认国民党压制工农运动的现象。接着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1928年8月份“八七”会议取消了陈独秀党内总书记的职位,由瞿秋白代替。这时,就产生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他错误的认为中国的革命是不断高涨的,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情况下,没有保存实力,而是盲目组织暴力,更加暴露了革命的力量,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蒙受了损失。然后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进攻大城市,虽然在党内统治的时间只有3个多月,但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了挫折,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先后丢失了洪湖及右江等革命根据地。最后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长达四年之久,给党带来的危害也最大,它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所以说,这14年,我党虽然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但是很曲折,犯了几次大的路线上的错误。”
1935-1949 日趋成熟的中国共产党
邵维正说,“这14年,我们党的领导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没有发生全局性的指导错误。1935年10月到陕北后,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就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这是个重大的转变,是一个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抗战胜利后,党又实行“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一方面和蒋介石进行重新的谈判,一方面又加紧反内战的准备,这时候的指导思想都是非常成熟的。这14年,我党的发展很顺利,战略和策略基本上都是正确的。
所以说,遵义会议是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标志。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为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传统和现代的结合
邵维正在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从事教育工作,当记者问到在现代化武器装备如此先进的当今,如何对学院贯彻长征精神时,邵维正说,“我们学院全是军官,虽然对长征是有所了解的,但并不是所有的都体会得很深。这段历史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因为他们没有那种经历。我给他们讲长征这段历史,经常用对比,实证的办法,这比抽象的道理更容易使人信服。比如,讲共产党伟大,如果不是具体的分析历史,那么,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共产党只是一个概念,但是如果把党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历史,譬如说,讲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又经过了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中央也很重视历史的教育的,包括前些年的建党80周年的,还有现在的长征胜利70周年,用历史的经验、教训、发展给人们的启示,证明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能改变,形成的传统要继承发扬,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邵维正眼中的长征精神
首先,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其次是坚强的意志;还要搞好内外团结,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红军指战员在艰难困苦中,唯一的信念就是跟着党走,这个信念一直支撑他们,直到革命的胜利。
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任何领域都同样需要具备这样的精神。首先,公司要具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其次,要在竞争中获胜,需要克服一切困难达成目标的精神;同时,团队中共同合作的意识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长征精神不仅在战争年代是取得胜利的法宝,也是经济建设中也是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邵维正教授简介
邵维正系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资深教授,1951年初参军,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94年授予少将军衔。现任中央马克思主义建设工程主要成员、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学科组成员、全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军队后勤政治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被聘为十几所高等院校的兼职教授。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被后勤部授予“一代名师”,2001年12月获军队院校育才奖“金奖”,2002年7月获军队最高科技人才奖――军队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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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中的邵维正在军装之下更显出历史学者的风度。 |
邵维正教授承担多项国家和军队重点课题,主编或参编著作32部,发表文章200多篇,获得国家和军队各类奖30余项,尤其是对中共一大和创建史研究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
《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教育报》、《解放军报》等多次报导或连载过邵维正教授的事迹,《传记文学》、《中华儿女》和《中华英才》等刊物也发表过人物特写。其简历与成就入录《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国人物年鉴》、《中国当代高级科技人才词典》。
责编:陈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