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７月１日电 新华社记者曲志红、周婷玉、周玮
在８５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像太阳吸引行星一样吸引着千千万万有志于民族解放、国家强大、人民幸福的人加入自己的行列。无论是血雨腥风的黑暗，还是硝烟弥漫的战火；无论路途的险峻曲折，还是负重前行的甘苦艰辛，都挡不住一代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向往她，追随她，将自己的人生融于她的事业，将自己的忠诚献给她的理想，将自己的青春才华甚至生命，奉献于她的光荣与梦想！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建党８５周年的日子里，听几位不同年代入党的党员讲述他们入党的故事，心中有所感悟……
李运昌（入党８１年）：马克思主义是我人生的启蒙
他经历过烽火连天的岁月，也有过叱咤风云的辉煌。９８岁高龄的李运昌老人，将自己所有的赫赫功绩，视为静静流淌过去的历史。
但如果你提到李大钊，提到李大钊将他引向“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道路，老人的眼睛就会忽然一亮：“李大钊，那是我从小崇拜的偶像。”
１９０８年，李运昌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胡家坨镇木瓜口村。往东南４公里的大黑坨村，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故乡。
１９２３年，１５岁的李运昌因学业优秀被保送到乐亭中学。当时的校长王岑伯和英语教师王佩环，都是共产党员。经由老师们的介绍，李运昌看到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鲁迅的《呐喊》《狂人日记》以及《唯物史观》《社会主义浅说》《向导》周刊等各种进步书刊、文章。
回忆当年的情景，老人说自己那时“读书入了迷，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感觉“先前心中的迷惘、困惑，渐渐地都被澄清了”，以前忧国忧民却不知光明何在的他，顿觉“拨开云雾见太阳”似的豁然开朗。
１９２４年７月，李运昌在乐亭中学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当时京东地区第一批团员的一个。１９２５年１０月，李运昌转为中共党员，由此掀开了生命中鲜红的一页。而他的经历，几乎见证了中国革命的整个历程。
战场上他遇到过一次次危难；他也曾在国民党的监狱中死里逃生；文化大革命他又遭到迫害身陷囹圄……
他无怨无悔。和很多早期加入共产党的人一样，马克思主义理论启蒙了他的思想，对共产主义信仰，让他选择了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将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标的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我已经决心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伟大事业中去，我要为这个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侯祥麟（入党６８年）：只有共产党是真正抗日救国，真正救民于水火的
这位９３岁的老人，有很多耀眼的身份――两院院士、世界著名石油化工科学家、我国石化工业技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世界石油大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名誉主席……
无论哪一个头衔，都沉甸甸，光灿灿。但，只有一个，是真正影响和决定了他人生道路的方向，也是唯一让他经常挂在嘴上的：我是个共产党员。
“我一生有几个最大的心愿，都实现了！”而这几个“最大的心愿”中，第一个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侯祥麟怀着“科学救国”的满腔热情刚刚走进燕京大学时，“九一八”事变震惊了整个中国。他和同学们一起游行、抗议，甚至不惜卧轨以求南下请愿。侯祥麟亲耳听到蒋介石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要抗日，但最终他们等来的却是一纸空话。
失望、苦闷的侯祥麟，这时候从一位江西同学那里第一次听到了红军的故事。他开始关注这个似乎很遥远的党和军队，经常在图书馆的英文杂志中寻找有关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报道。
１９３５年到１９３７年侯祥麟在上海期间，白天在研究所作研究，晚上则大量阅读借来的马列英文原著。《资本论》《反杜林论》和《大众哲学》等都曾让他彻夜不眠。侯老说：“我完全被吸引住了。”他深切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是真的抗日救国，真正救劳苦大众于水火的。”
１９３８年４月，弃学到长沙全力投入抗日救亡的侯祥麟，在日军飞机隆隆的轰炸声中，在长沙一间小屋里，面对列宁的画像，庄严地举起右手：“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抗日救国洪流中成为中流砥柱的中国共产党，吸引了无数不甘受辱、立志报国的中华儿女。从１９３４年到１９４５年共有约８０万人冒着连天烽火加入了共产党。侯祥麟和他们一样，把自己的人生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一步步从一个爱国学子成长为我国最早的红色科学家、新中国的科技中坚，及至今天还老骥伏枥担当着国家油气资源战略研究的重任。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今天的中国感到骄傲；作为一个有６０多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对自己的政治信仰终生不悔；作为一名新中国的科学家，我对科学的力量从不怀疑。”
吴仁宝（入党５２年）：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
吴仁宝的大名，在今天的中国可谓“天下谁人不识君”了！
这个地道的乡村老人，到底有何非凡之处？问问华西村的村民，听到最多的是这样一句话：带着我们共同致富呗！
他干了４８年村党支书，华西村从昔日人人穷得没饭吃，发展到今天户户住别墅，家家有汽车，人均存款超过百万，创造了当代中国农民的“神话”。
对这一切，吴仁宝觉得很自然：“当年我铁了心听党的话、跟党走，为的就是这个！”
解放前，华西人缺吃少穿，贫穷落后，住的是“竹阁阁，泥垛垛”的茅草棚，遮不住风，挡不住雨。全村１３８户人家，有１２５人当长工、做童养媳、去讨饭。
吴仁宝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解放了中国，华西从此换了人间。“当时，我家分到了两亩四分耕地，这可是世世代代、祖祖辈辈没有实现的梦想呀！”
农民吴仁宝得到了梦想中的土地，他像千百万劳苦大众一样，万分拥戴给他们土地、让他们翻身做主人的共产党。“从那以后，我就铁了心地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号召当成坚决的命令，把党的需要当成自己的选择。”
吴仁宝清楚地记得，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８日，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当时的村长、民兵营长。
面对贫瘠的土地、渴望的村民，身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他，萌发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发展集体经济，改变落后面貌，让全村百姓都过上幸福的生活。
他从１９６１年１０月起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为了改变全村的贫穷落后面貌，他与村民们一起，研究制定了华西村的１５年发展蓝图，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和村干部一起率领群众起早贪黑，冒严寒、战酷暑，肩扛手推，白天搞田间管理，晚上平整土地、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华西环境。只花了７年时间，硬是用人工重造了山河，实现了亩产一吨粮，由此迈出了共同致富的第一步。
当然，他们也曾有过很多次困惑，经历过不少次反复和震荡，他自己也被打成“走资派”吃了不少苦，但他却从没有改变过自己的想法：“社会主义不就是让老百姓都过好日子嘛！”
如今，这个最朴素的真理已经成为新时期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努力实现的目标。而华西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４０多年的艰苦奋斗，成为一个拥有７０多亿元固定资产、４０多项“全国第一”，年销售超３５０亿元的全国大型企业集团。
“如果没有共产党，我吴仁宝只能从当年的‘放牛娃’变成‘放牛翁’，‘穷华西’不可能变成‘富华西’。”７９岁的吴仁宝以他特有的率直告诉我们：“能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就是我毕生的追求！”
丁荫楠（入党２０年）：我一直把自己作为党员来要求
１９８６年，在２４年内交了１４份入党申请书的丁荫楠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他４７岁。
丁荫楠说：“作为在红旗下成长的一代人，我１９５２年加入少先队时就说过，一辈子要做三件事：入队、入团、入党。”积极要求进步的他入队没３年就入了团，但入党却让他等了２０多年。
１９６１年丁荫楠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第二年他就交上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当时的口号是又红又专，可能我有些偏重业务学习了”，丁荫楠连着３年交了３份入党申请书，却没能入党。
１９６９年他到广东省话剧团工作，１９７４年调入珠江电影制片厂，期间丁荫楠坚持不懈地在工作总结和汇报中提出入党申请。到１９７９年他已提交了１３份入党申请书。
这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随着这个特殊时期的结束，丁荫楠也迎来了自己人生和艺术道路上的转折点。
１９８６年，他执导的影片《孙中山》产生了轰动效应，获得第７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和最佳导演等８个单项奖，还获得了第１０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并自此奠定了他拍摄革命伟人题材影片的基础。
也是这一年，他第１４次提交入党申请，终于实现了长久以来的入党愿望。“１９８６年７月１５日”，６８岁的丁荫楠说起这个日期没有丝毫犹豫，那是他入党的日子，“这么多年我能坚持下来，主要在于我坚定的信仰，还有受周围忠心耿耿为党做事的人的影响”。
“我一直把自己看作党员来要求。”丁荫楠说。
入党后，丁荫楠在艺术创作上迎来了一个又一个高峰：《周恩来》《相伴永远》《邓小平》《鲁迅》……一部部心血之作，再现了中国革命的历程以及革命伟人的风采。丁荫楠说：“我是在党的教育下、培养下成长的导演，所有的成功无一不是党和国家的支持。所以，没有理由不拍好这些反映党的艰苦历程和光荣传统的作品。”
聂秀红（入党３年）：许多共产党员都在坚守着
２００３年春天，非典，让和平时期的人们突然遭受极大的威胁。而就在这“白色恐怖”笼罩时期，勇敢地冲向抗击非典一线的医护人员，成了暖人心头的一抹“红色”。
北京宣武医院呼吸科主任聂秀红也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留下了鲜亮的一笔：在非典隔离区内，她重新思考了自己２０年前曾想过、最终却没做的一件大事――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今年４３岁的聂秀红，在上大学时就有了入党的愿望。品学兼优的她，无论是在大学读书，还是在医院工作，都是党组织积极发展的对象。但她却因在学校看到一些并不十分优秀的同学也入了党而在心里有个疙瘩，她放下了争取入党的申请。
直到非典突如其来，整个医院和每个医护人员面临严峻的考验之时，她身边一个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表现，极大地震撼了她，也感召着她。
“我要求入党受贾彦英护士长的影响最大”，聂秀红说。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８日，宣武医院组队支援当时的“非典”定点医院――北京长辛店医院，聂秀红和宣武医院医务处副处长王晓安带队。
面对恶毒而又未知的疾病，大家都很恐惧。当时医院的护工全部辞职回家，护士除常规的发药打针、护理病人外，还要给病人喂饭、擦身，打扫病房卫生等等。她们成了离病人最近、最危险的人。
尽管条件艰苦，防护条件很不到位，尽管不是传染专业的护士，但神经内科护士长贾彦英却从来没有埋怨过，只是一丝不苟地照顾病人。当长辛店医院出现第一个死亡病例后，小护士们都很害怕。贾彦英挺身而出，处理包裹好遗体并抬到殡仪馆的车上。
“她让我看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在危险时刻冲锋陷阵，不计生死的精神风貌。”
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面对危险、困难时，“共产党员先上”这句话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聂秀红意识到，成为这样一支队伍中的一分子，是无上的荣光。
进病房后的第二个星期，聂秀红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几天后她被批准火线入党。“当时真的很激动，没有任何杂念。放下宣誓的拳头，只想治好更多的病人。”她一走进病房就忘了时间，旁边的医护人员不得不经常提醒她：“聂主任，你是不是呆在病房的时间太长了？”
聂秀红在长辛店医院和宣武医院的“抗非”一线工作了３个多月。她甚至连感到身心疲倦的空闲都没有。她说：“病人太多，工作太紧张，也就顾不上累了。而且，身边还有许多医护人员、许多共产党员都在坚守着。”
程宣辉（入党１６天）：我想为老百姓做些实事
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５日刚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的程宣辉，此时离开了母校中国农业大学，就任北京平谷区马坊镇小屯村村委会主任助理。
“入党是我大学４年中最大的收获。”２２岁的程宣辉说，当他和同学们一起面对鲜红的党旗，举起右手，握紧拳头，庄严宣誓――“那时，我第一次真正体悟到一种感觉：‘神圣’。”
２００２年程宣辉进入大学后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第一年他表现很好，同学评议、投票时都是第一。但因为积极参与学校的社会工作而没有抓紧学习，大二时他的成绩排到了全班的中等，同学的支持率明显下降。但程宣辉并没有因此放弃，而是积极调整自己，不但继续做好社会工作，学习也更加刻苦，大三时成绩明显进步。在毕业前一次发展党员的组织会议上，程宣辉被顺利通过。
如今的程宣辉，满心想的是如何能在基层有所作为。家乡农村的艰难生活一直深深地刻在程宣辉的脑中，报考农业大学时他就想着将来要下到基层去，为老百姓做些实事。快毕业时，看到学校有去基层就业的机会，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我被录取的最大原因在于我真心实意地想去农村做事。”程宣辉说。从他的借书记录上可以看到他的决心和努力：《我国村民自治研究》《中国之重：３２位权威人士解说“三农”问题》……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这最宝贵的生命中，总有些记忆让你刻骨铭心，总有些承诺让你终生不渝，总有些信念让你百折不挠，总有些事业让你不惜一切地为之奋斗，为之牺牲。
７０８０万中共党员，都有一个永志不忘、永远鲜红的日子：那一天，他们高举右手，面对党旗，立下生命中最神圣的誓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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