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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历史的时针是艰难与曲折、崎岖与坎坷的“合金”制成的，要拨动它，必须有坚忍不拔之志。
长征的苦难悲壮，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红军不仅时时面临着恶劣环境和饥寒交迫的严峻考验，更面临着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较量、党内团结与分裂的尖锐斗争等。
有首歌唱道：“能吃的都吃了/草根树皮野菜/能煮的都煮了/马靴鞋帮皮带/最后一把青稞/已经是很久前的事情/最后一次饭香/好像隔世滋味。”这是红军长征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敌我斗争空前激烈。长征路上，红军突破了国民党中央军和10个地方军阀部队的围追堵截，平均3天就发生一次激战，而且是以极其简陋的武器装备对付以飞机大炮武装的优势敌军。红军牺牲的营以上干部400多名，师以上干部80多名，军以上干部8名，10多万将士血洒征途……
最惨烈的湘江之战，整师整团的红军部队几乎都壮烈牺牲。当地流传着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面对着人类生存极限的考验，面对着一支军队难以承受的巨大牺牲，面对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没有根据地作依托，没有后勤补给作保障，只有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才能创造以少胜多、反败为胜的战争奇迹。
红军最大的优势是坚强的领导、精神的力量。红军凭借那种坚忍不拔的钢铁意志，那种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在人类战争史上书写了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这正是共产党人为理想敢于拼搏勇于牺牲先进品格的集中体现，把中华民族不惧艰难、百折不挠的精神发展到一个新高度。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我们党的奋斗史都启示我们：辉煌，往往伴随苦难；苦难，也能孕育辉煌。
习主席深刻指出：“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新征途上，没有哪一条路是一马平川的。要取得伟大胜利，必须经过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红军在长征中展现的坚强意志品质、超凡血性胆气，已经成为人民军队的底色和基因，永远是我们克敌制胜的精神利剑。依靠这把利剑，纵是千难万险，我们也能“杀出一条血路来”。
（六）
“攻战之本，系乎民心”。
毛泽东曾断言，如果国民党“也学红军的长途转移，那是一定会被消灭的”，“因为他们没有人民的援助”。
“一棵花生两颗仁，红军百姓一家人；红军本是老百姓，百姓也就是红军。”这首流传在中央苏区的歌谣，就是军民一家人的生动写照。
红军来自人民。在很多苏区，家家有红军，户户有烈士。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到主力红军长征，江西兴国约23万人口中，就有8万多人参加了红军。
红军为了人民。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鸡犬不宁”，红军所到之处却“鸡犬不惊”。
长征胜利依靠的是人民。长征途中，人民群众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筹款筹粮、掩护伤员、传送消息……强渡大渡河，十几名船工和红军勇士一样奋不顾身。涉险过草地，一位60多岁的藏族通司为红军探路，经过4天4夜，开辟出一条让红军大部队通过的生命线。
红军长征曾经过近20个少数民族聚居、杂居区。国民党在这些地区留下的是民族隔阂和仇恨，红军经过后，广泛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培育了深厚的民族情谊。不少人参加红军后，成为英勇善战的革命战士。
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说：“红军之所以能突破重围，不仅在于有军事力量，而且在于深得民心。”
民心所向，胜之所往。“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
从“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的红军长征，到“陷敌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抗日战场，再到“小推车推出胜利”的决战决胜，我党我军始终和人民站在一起，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胜利的天平向敌我哪一方倾斜，早已判定。
80年过去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那段烽火岁月，我们必须经常自问：能不能始终像红军先辈那样“和民众打成一片”？能不能始终做到和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对人民群众的感情还是不是那样浓？联系群众、组织群众的本领还具不具备？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主席发出的这句宣言，铿锵有力，意味深长，道出的是共产党人的心声。
“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习主席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我党我军的生存之本、发展之根、制胜之道。
今天我们行进在强军兴军伟大征程上，奋斗所指，聚力所向，就是为了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过去，我们依靠人民战争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未来，我们还要继续深入探索信息化战争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更好地发扬我党我军的这一最大政治优势。
（七）
一位三过草地的红军女战士回忆长征这段历史，曾深有感触：“集体的利益，是红军一切行动的准绳。”
一切为了大局，一切为了集体，一切为了革命胜利，保持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这是长征胜利的重要因素，也是长征精神的重要方面。
长征之初，红二、红六军团为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发动了“湘西攻势”，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蒋介石随即组织了对这一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
遵义会议后，红军虽采取灵活机动战术，但总难以甩掉敌人。毛泽东等决定让能跑善打、敢于独立作战的“老九”，即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执行诱敌任务，以少量兵力牵制大量敌人。红九军团接受命令后，伪装成红军主力，在大部队渡过乌江后，果断决定放弃渡江，留下与敌周旋，为红军主力摆脱敌人围追堵截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时，部队供给极度困窘。先期抵达的红二十五军知道后，立即将自己部队的绝大部分积蓄送给中央红军。
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党和红军指战员更显示出坚强党性和大局意识。张国焘要朱德发表宣言反对党中央，朱德严词拒绝。斗争的关键时刻，红四方面军领导徐向前毅然决然地说：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何叔衡，党的“一大”代表，曾迫切要求跟随红军主力一同转移，并准备了两双结实的草鞋。但当中央决定让他留下来继续斗争时，他坚决服从。后来，在长汀突围战斗中英勇牺牲。刘伯坚，曾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等，中央安排他留在苏区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他知道留下意味着什么，但马上带着官兵在于都河上架桥，为主力红军出征作准备。后在率部突围时被俘，英勇就义前所作的《带镣行》，充分展现了革命者“志气愈轩昂”的浩然正气。
胜利，总会有牺牲。
今天，推进强国强军伟大事业，面临的条件和环境已远非当年革命战争年代可比。但为了“大我”，舍弃“小我”，永远是伟大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和保证。
特别是当前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关键期，更加需要我们每一名官兵、每一支部队都牢固树立大局意识、纪律意识、团结意识。
长征时期，“走”还是“留”，往往意味着生与死的抉择。今天，面对改革中的走与留、得与失、进与退的选择，我们有什么理由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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