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红色渡口 谢金俊摄
毛泽东故居
馆内重现了当年架设浮桥的场景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
谢林贵说，这是我伯父背的发电机
学生在参观《万里长征新画卷》
长征，从这里出发
于都为县，位于赣南；贡江（在于都境内称于都河）澹澹，穿城而过。
今年4月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里，第一次看到各界人士冒雨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前献花，虽然当时碑前地面还在整修，但自己还是感动万分。
站在于都河畔，生与死、聚与散，历史的场景扑面而来。我仿佛听见红军将士们由远而近的铿锵脚步……当时，也许谁也没有想到，渡过这条河，一去就是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路；也许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路，将要面对那么多艰难险阻、那么多生离死别！
为了弘扬长征精神、缅怀先辈伟绩，2009年，于都县委、县政府投资近千万元对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园进行改造扩建，兴建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
8月，记者再次来到于都，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里追思无数革命先辈们的动人事迹。
于都河会刻骨铭心记住
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会议部署“铁桶计划”，确定以瑞金为最终目标，形成以瑞金为中心、半径150公里的包围圈，一举歼灭中央红军。
蒋介石打下如意算盘，但其军事计划却被与会的一位老同盟会员泄露给部下项与年，后者是中共地下党员。
项与年连夜用特种药水把情报写在学生词典上，火速赶往瑞金。但靠近红都的沿途已经布满国民党的哨卡、铁丝网、碉堡。情急之下，项与年用石头敲碎自己的4颗牙，打扮得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把情报藏在污秽不堪的讨米袋里，终于混过了国民党的重重封锁。10月7日，打扮成叫花子的项与年到达瑞金沙洲坝，这份改变红军命运的绝密情报交到党中央手里。
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傍晚，中央苏区、中央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和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万余人，分别从于都梓山乡的山峰坝，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罗坳的孟口、鲤鱼、石尾、渔翁埠等8个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征程。
据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副馆长张小平介绍，当时于都河上没有桥，而河面最宽的地方达600米，水深1至3米，流速也非常快，成为红军长征跨越的第一道天险，只有3处渡口适合趟水过河。为了保证大部队安全、快速渡河，当时红军决定临时征调民船作为桥墩，然后在上面铺设木板，在5个渡口搭建浮桥。
有位渔工想出一个好办法，让每个民船船头上挂一个马灯，夜里就能排成一列，过河效率大大提高。这个渡河细节，许多老人至今还记得。
长征出发时，国民党的军队已逼近于都。空中，不时飞过国民党的飞机。为躲避敌机侦察，军民们每天下午架桥，次日凌晨拆除，不留任何痕迹。5个渡口的浮桥反复拆搭有15次之多。
架桥过程中，听说红军缺木料，沿岸的许多百姓义无反顾地把自家的床铺、门板和瓜棚拆卸下来，送到架桥现场。“有位姓曾的大爷，甚至把百年归老的棺木也捐出来了。”每当讲起这段历史，张小平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那时的于都县城，真是‘夜不闭户’啊！”
曾大爷的故事流传了下来，而曾大爷和他的后人已无从找寻。
“于都河畔送红军，长忆军民鱼水情。”当时于都百姓倾其所有，他们出动了上万劳力和800多条船只。
在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记者看到了搭浮桥用的门板，还有被单、草鞋、箩筐、藤篮、锅碗、渔船……这些风华岁月中无数英烈用过的遗物，一样样都饱含着感人肺腑的革命故事，一件件都带着令人动容的红色记忆。走近这些文物，仿佛走进那段历史，走进那段往事……
30万人保守一个天大的秘密
于都河畔，人山人海。数以万计的男女老少伫立在各个渡口，为红军送行。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的杨得志后来回忆道：“深夜，秋风吹动着残枝败叶，吹动着一泻千里的于都河，吹动着身着单衣的指战员们。寒气很重了，我们回首眺望对岸举着灯笼、火把为红军送行的群众，心里不禁有股暖融融的感觉。”赶到于都河边为红军送行的群众中，除了满脸稚气、不懂事的小孩子跑来跑去，大人们的脸上都挂着愁容，有的还在暗暗地流泪。老表们拉着红军战士的手，重复着一句极简单的话：“盼着你们早回来，盼着你们早回来呀！”
在于都县城濂溪路北门1号，矗立着一座老建筑——赣南省苏维埃政府驻地、长征前夕毛泽东同志旧居。于都县委宣传部的同志告诉我，从于都出发之前集结时，毛泽东就住在这里。旧居里居然只陈列少量照片，但从这些珍贵照片依然可以解读出“长征从于都出发”的密码。
从1934年10月7日起，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先后下达命令，要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陆续移交防务，秘密、隐蔽撤离战场，与中央第一野战纵队（又称“红星”纵队）、第二野战纵队（又称“红章”纵队）一起到于都集结。
10月中旬，中革军委颁布命令，将中央党政军机关编成中央第一、第二野战纵队。10日傍晚，第一野战纵队分别从瑞金梅坑、田心圩、九堡和会昌的石门圩出发，向于都境内开进；第二野战纵队从瑞金九堡、云石山出发，向于都境内开进。13日，两个纵队先后到达于都的岭背、禾溪埠、古田一带集结休整。
8万多红军主力在一个县城内外集结、休整了长达10天时间，然后安全顺利地跨过“长征第一渡”。30万于都人民实行赤色戒严，严密封锁消息，并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使国民党的探子成了一无所获的“聋子”“瞎子”。国民党谍报部门对此一无所知，蒋介石连一点音讯都没有得到，以至1个月后才发现红军转移了。
82年前，30万于都人民共同保守着一个天大的秘密，被今天的党史研究者赞为奇迹。在信息发达的今天，很难想象30万人可以守住一个共同的秘密。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渡过于都河撤离中央苏区后，项英、陈毅、陈潭秋、贺昌、瞿秋白等人奉命组成苏区中央分局。1935年2月下旬，中央苏区全部丧失。面对强敌的重重包围，留下来的红军化整为零，分成九路从于都禾丰地区突围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围追堵截和疯狂屠杀。瞿秋白、何叔衡、贺昌、李才莲、毛泽覃、古柏、刘伯坚、梁柏台、周以栗、杨英、李天柱……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在突围中英勇牺牲，有的下落不明……
红军走后，于都百姓还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安置留在于都的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解除了前方将士的后顾之忧。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红军和苏区人民、于都人民是一体的，可以说是钢板一块！
船橹和发电机的故事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内展览的物品，每一件背后都有着激励人心、催人泪下的故事。
这里有一双至今保存完好的绣球草鞋，那是红军谢志坚的未婚妻为他编的，谢志坚不舍得穿，胜利后拿着草鞋回乡却发现未婚妻当年已被杀害。
这里有一口带着枪眼的大铁锅，那是长征期间红军的行军锅，经历过枪林弹雨。
1934年10月17日，李声仁也加入到支援红军的行列中。“当时，他（李声仁）正在于都河鲤鱼潭渡口捕鱼。这时，几名红军官兵在岸上高喊，让他把船撑到岸边。原来，当晚有大部队要过河，想请渔民帮忙。”李明荣说，“父亲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还立刻动员其他船老板帮忙。”
不久，李声仁就召集了20多条渔船会合。大船每次坐10人，小船5人，一趟又一趟渡过600米宽的于都河。茫茫夜色中，竹篙、船橹划开水面，将几百名红军送上长征路。10月18日晚，在另一处渡口，又是一个整夜，李声仁他们再次重复了前一夜的行动。
分别时，红军给帮助他们的船队留下20块大洋、一些大米，还有感谢：“谢谢你们！我们还会回来的，不会忘记你们渔民兄弟！”
两天后，红军主力全部离开了于都，李声仁也离开了。为了躲避国民党报复，他们一家在外飘泊15年，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回到家乡。
如今，当年李声仁用过的船橹和船上用的马灯，摆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和当地群众自发捐献的文物一起，静听不远处于都河的水声。
纪念馆里还记载了一位老红军谢宝金的故事，他曾背着68公斤的发电机，跟着队伍走完长征全程，将这部重要的机器送到延安。
谢宝金的侄子谢林贵向记者介绍，他的伯父人高马大，很有力气。参加红军后，被选到中革军委情报部技术股工作，主要任务就是和战友一起管理军委发报用的发电机。
红军转移前夕，一位首长对谢宝金说：“这些设备是中革军委的‘耳朵’和‘眼睛’，你要确保万无一失。”谢宝金记住了这句话，把发电机当做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起来，爬雪山，过雪地，经过千难万险将它背到了延安，完成了任务。
战争胜利后，谢宝金回到于都，从事废品收购工作。1976年，谢林贵带着伯父谢宝金去北京看病，参观博物馆时看到一台机器，当时78岁的伯父浑身颤抖，蹲下去不断摸着机器，流着眼泪。“我以为伯父是身体不舒服，讲解员过来说这是文物不能摸，我伯父激动地大哭，说：小姑娘，你知道这个机器是做什么用的吗？当年是我把它一路背到延安的。”解说员听到这件事，立马搬了一把椅子让伯父坐下，“伯父说看到发电机，战友牺牲的一幕幕全浮现在眼前，他忍不住大哭。”他一直告诫后代要努力读书，“现在家里的小孩都是大学毕业，伯父应该很欣慰。” 谢林贵说。
于都人民真好
别了，于都河！别了，曾经用鲜血捍卫过的红土地！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治委员的杨成武将军，后来这样写道：“这是一个永远也不能忘怀的场面。”
“红旗猎猎，战马嘶鸣，整齐的队伍站在河对面的草坪上，源源不断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汇拢来。他们扶老携幼，来到于都河畔。乡亲们有的把煮熟的鸡蛋塞到我们手里，有的把一把把炒熟的豆子放到我们的口袋里。有的拉住我们战士的手问，‘什么时候回来？’有的止不住‘呜呜’地哭起来。”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队伍出发了，红军将士一队一队地向于都河畔进发，“马声、担子声、刺刀摩擦声、步伐声、歌声，互相错杂着。”
于都河边，男女老幼手捧草鞋、食物、银钱，向他们的亲人道别。
送别的人群中，就有丁张发。他和母亲拿着早已备好的5双草鞋、一大包番薯干，早早地从离于都河不远的贡江镇古田村来到河边，试图在红军队伍里找到久别的父亲。一队又一队的红军过去了，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没有见到那久别的身影。最后，他的母亲把草鞋和番薯干送给了5名红军战士。事后，丁张发才知道，他的父亲早已在红军长征前就牺牲在兴国。
每次讲解这段历史，纪念园讲解员肖婷婷都要提及这样一些故事：为了帮助红军渡河，沿岸百姓拿出家里的门板、木料，甚至有老人把自己的寿材都送到红军手上；为了给红军供应充足的口粮，当地群众四五个人守着一个土垄（当地用于给稻谷去壳的设备），日夜不停地加工粮食，保持“人停垄不停”……当时周恩来曾动情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据研究者统计，仅在红军长征出发前的1934年5月至8月，于都人就献出粮食79390石。“在当时，这相当于于都全县30万人3年的口粮。”张小平说。
长征前，于都人积极响应党中央“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的号召，踊跃参军参战。1.6万多名于都儿女参加了长征，为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提供了人员保障。
据统计，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于都参加红军人数达67709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1／4强，其中有姓名可考的烈士多达1.63万人。
当地苏维埃政府还组织近万名民工随军出征，为长征出发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他们，多数牺牲在长征途中。
依依惜别，于都人相信，亲人还会归来。但战争的残酷超乎想象，跨过于都河的于都子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只剩277人。
高大的纪念碑正对着的，就是长征源小学。周末，学校“红娃乐队”的学生正在训练，几十人身穿红军服、头戴八角帽，情绪饱满地吹奏《十送红军》。时而高亢、激越，时而凄婉、忧伤的曲调，将我们带回82年前红军渡河长征的悲壮场景。
听曲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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