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的裁决没有法律效力

中国新闻来源:中国国际法学会网站 2016年06月10日 15:39 A-A+
扫一扫手机阅读

原标题：

　　（一）从客观联系看，判定南海部分岛礁领土主权归属是处理菲律宾诉求的前提，仲裁庭却错误地将二者割裂

　　仲裁庭在适用前述第一项标准时认为，“菲律宾非但没有要求本庭就主权问题作出决定，反而明确地反复要求本庭不要这样做。本庭也没有发现菲律宾的任何诉求要求对主权问题作出默示决定”（《裁决》第153段）。仲裁庭只是简单地接受了菲律宾的一面之辞，并没有就为何接受菲律宾的说法进行论证，也没有考察仲裁事项与领土主权问题之间的客观联系。

　　实际上，菲律宾所提诉求与中菲领土主权问题密不可分，处理这些诉求，须先行判定南海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归属。依据国际法上的“陆地统治海洋”原则（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判决第96段，1978年爱琴海大陆架案判决第86段)，陆地领土主权是海洋权利的基础和前提。国际法院指出，“海洋权利源自沿海国对陆地的领土主权”(2001年卡塔尔-巴林案判决第185段）且“陆地领土状况是确定沿海国海洋权利的出发点”（2001年卡塔尔-巴林案判决第185段，2007年尼加拉瓜-洪都拉斯案判决第113段）。《公约》框架下的海洋权利以陆地领土主权为基础。《公约》在序言中开宗明义指出，“认识到有需要通过本《公约》，在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情形下，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如果在领土主权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形下处理海洋权利问题，就无法做到妥为顾及相关国家主权。因此，先行判定国家领土主权是依据《公约》确定沿海国海洋权利的前提。

　　具体而言，菲律宾第1项和第2项诉求提出，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利超出《公约》规定的范围。仲裁庭认为其反映了南海海洋权利的来源以及“历史性权利”与《公约》条款之间关系的争端，不涉及领土主权问题（参见《裁决》第164段、第398段和399段）。但实际上，如果不确定中国对南海岛礁的领土主权，就无法确定中国在南海享有何种海洋权利，也就无法确定中国依据《公约》在南海可以主张的海洋权利范围，更无从判断中国所主张的海洋权利是否超出《公约》规定。由是观之，不先行解决中菲有关岛礁的领土主权问题，仲裁庭就不能处理菲律宾的第1项和第2项诉求。

　　关于菲律宾所提第8至第14项诉求，仲裁庭认为其涉及中国在南海的活动是否合法，不涉及领土主权问题，属于《公约》解释或适用的争端（参见《裁决》第173段、第405至411段）。然而，要确定中国的相关活动是否合法，必须首先判定相关活动所在海域的权属，而海域的权属主要基于陆地领土主权来确定。中国在相关海域活动的合法性，是基于中国对有关岛礁享有的领土主权，以及基于岛礁领土主权所享有的海洋权利。对菲律宾提出的这些诉求，不先行判定相关岛礁的领土主权归属，就无法判定相关海域的权属，也就无法判定中国在相关海域的活动是否合法。

　　关于菲律宾所提第3至第7项诉求，仲裁庭认为，其主要涉及黄岩岛以及其他8个岛礁的地位及其海洋权利问题，不涉及领土主权问题（参见《裁决》第169至172段、第400至404段）。然而，在岛礁主权归属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仲裁庭即判定对上述诉求有管辖权，这种做法本末倒置，有悖《公约》规定。

　　首先，基于岛礁的海洋权利归属于岛礁所属的沿海国，而非岛礁本身。《公约》在规范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时，明确将海洋权利赋予相关海域的“沿海国”。例如，领海是指“沿海国的主权及于其陆地领土及其内水以外邻接的一带海域，在群岛国的情形下则及于群岛水域以外邻接的一带海域”（第2条第1款）。毗连区是“沿海国”可行使海关、财政、移民或卫生管制权的“毗连其领海”的区域（第33条第1款）。专属经济区是“沿海国”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区域（第55条和第56条）。“沿海国”的大陆架是“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第76条第1款）。正如澳大利亚国际法学者克莱恩指出，“（海洋权利）包括（领海）主权，对海洋资源的主权权利，以及对在特定区域内活动的管辖权……这些权利属于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与物理性的地块无关”（娜塔莉·克莱恩，《〈公约〉第十五部分争端解决条款在解决南海争端上的局限》，第18页，http://ssrn.com/abstract=2730411，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6月8日）。因此，脱离了沿海国的领土主权，岛礁本身不拥有任何海洋权利。

　　《公约》第121条（岛屿制度）的措辞显示，岛屿和岩礁是否有相应的海洋权利，与其所属的“沿海国”密不可分。该条第1款对岛屿进行了定义，第2款进一步指出，“岛屿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应按照本《公约》适用于其他陆地领土的规定加以确定”。这意味着，《公约》第121条的解释或适用必须与《公约》有关海洋权利的其他规定相联系，而不能孤立地进行；岛屿的海洋权利与其他陆地领土的海洋权利一样，要以“沿海国”的确定为前提。该条第3款对岛屿的特殊形态“岩礁”作了规定，指出“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表明“岩礁”可产生领海和毗连区。判断某一海洋地物是否属于“岩礁”，须考察该地物是否足以“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这离不开考察该地物与有关国家的人口、社会和经济联系，确定其领海和毗连区的权利也离不开“沿海国”的确定。因此，确定有关地物的“沿海国”是确定该地物是否为“岩礁”及其海洋权利的基础。岛礁的海洋权利不能也不应该在其“沿海国”不确定的情形下予以判定。

　　其次，脱离了国家领土主权，菲律宾有关岛礁地位及其海洋权利的诉求不构成中菲两国间“真实”的争端。菲律宾称，“确定某一海洋地物可能形成的海洋权利是一个客观决定”，“同一海洋地物并不因它属于一个国家就是‘岩礁’，而属于另一国家就是能产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岛屿’”，因此“主权与本案完全无关”（《裁决》第144段）。仲裁庭对此观点没有具体分析，就直接认定菲律宾的上述诉求不涉及海洋地物的主权（参见《裁决》第153段）。然而，如果不考虑岛礁的主权归属，就没有作为国际法主体的“真实”的当事方。孤立地讨论作为国际法客体的某一岛礁是“岛屿”、“岩礁”还是“低潮高地”，并在此基础上孤立地讨论其能否拥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就无法构成国家间“真实”的争端，菲律宾也就没有提起仲裁的资格。显然，在中菲两国关于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存在争端的背景下，海洋权利与陆地领土主权二者密不可分。

　　再次，低潮高地能否被据为领土本身就是领土主权问题，不在《公约》调整范围之内。菲律宾在第4项诉求中请求仲裁庭裁定“美济礁、仁爱礁、渚碧礁是低潮高地……不能通过占据或其他方式被据为领土”（《裁决》第101段）。《中国立场文件》对此明确指出：“低潮高地能否被据为领土本身明显是一个领土主权问题”（第23段）。仲裁庭称，“尽管可能存在低潮高地是否可被主张领土主权的问题，但这（即第4项诉求）不是一个关于地物主权的争端”（《裁决》第401段）。仲裁庭作出这一结论并未给出任何理由。中国明确主张上述海洋地物是中国陆地领土。菲律宾却在第5项诉求中主张美济礁和仁爱礁属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将其作为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海床和底土的一部分，这实际上是不承认有关海洋地物的陆地领土属性。根据《公约》，低潮高地是指高潮时没入水中、低潮时露出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公约》第13条第1款）。将低潮高地视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海床和底土，显然不符合《公约》的规定。

　　低潮高地不同于岛屿。《公约》并未对低潮高地是否能被据为领土问题作出规定。国际法上的陆地领土包括大陆和岛屿，低潮高地是否可被据为领土，既涉及其有无资格构成陆地领土问题，也涉及谁有权取得该陆地领土问题，这些问题都属于陆地领土主权问题，均不在《公约》的解释或适用范围之内。实践中，国际法院在2001年卡塔尔-巴林案和2012年尼加拉瓜-哥伦比亚领土和海洋争端案中均对低潮高地的性质问题予以处理，但都未适用《公约》的规定（参见2001年卡塔尔-巴林案判决第205至206段，2012年尼加拉瓜-哥伦比亚领土和海洋争端案判决第26段）。这也说明低潮高地能否被据为陆地领土的问题不属于《公约》的调整范围。仲裁庭武断裁定其对美济礁、仁爱礁、渚碧礁能否被据为领土的事项具有管辖权，于法无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