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是替死者说话的人，而死者也为活着的人做贡献

　　 ――刘晓维日记

　　2003年初冬的一个早晨，一阵狗叫声打破了冬日的平静。

　　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法医 刘晓维：到了现场以后，我发现,它都扔在了铁路两旁的坡上，不固定的，每隔可能一米，每隔可能50公分，每隔可能20公分，扔的都是散落的。

　　主持人：就是碎尸吗？

　　刘晓维：碎尸块，扔的散落，有扔在地下，有挂在树杈上的，有挂在树枝上的，也有在草垛上的，所以我们顺着沿途一直走，从3点多钟一直沿途走，走了好像有三四公里。

　　一直到天黑了，我们一共捡了，软组织是40多块，肋骨他都切成了相当于四、五公分长的，把肌肉都给剔掉了，都是骨头，还有把脊柱弄成有五公分，三公分那么大，散落的，我们把那个捡了。还有肱骨都给剁了，一块一块的。

　　主持人：你面对那么多尸块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

　　刘晓维：我只想赶快都把它找全才好，因为越找全了，我们才弄得更明白，能给侦查人员提供更多的信息，不然这样的信息相对又少。

　　主持人：没有恐惧的感觉？

　　刘晓维：已经没有了。

　　刘晓维是北京法医行业从业时间最长的女法医，今年是第25个年头。作为一名女性，如此长时期地面对连男人都难以忍受的血腥尸体和命案现场似乎有点难以想象，但刘晓维已经习惯了。

　　刘晓维：我们吃完饭已经九点多，十点了，这时候我们来解剖室，把捡到的碎尸块，一块一块地给它拼接在一起。我们是找，它到底是哪个部位的，是怎么一个分割方法。

　　除夕，是中国人举家团聚的传统日子，刘晓维和她的同事在解剖室里摆弄着一块块在常人看来触目惊心的碎尸块，她在反复琢磨，试图从这一块块骨肉分离的尸块中，复原出死者的生前信息。

　　主持人：你是把它看成一个标本，所以说没有那种恐惧的感觉，他们也是人？

　　刘晓维：越怕越得搞清楚，尤其是一个是碎尸，一个是腐败尸体，其实要一般的，就是年轻的法医看了，他们都觉得有点恶心，有点什么，可是越是这样，对于我来讲，越想给它搞得清楚了，越想怎么从这个腐败尸体当中，去找那些蛛丝马迹，留下的一些痕迹。也想从这堆碎尸块中，找它的特征，找它的特点，有没有给人家侦查人员提供更多信息的，像有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小斑痕，可能都感觉特兴奋，这斑痕怎么形成的，或者发现一个痦子，就好像找到什么，真是找到这个信息，可能就感觉这案子能破，为什么，你发现一个斑痕，也有可能家属来报案，走失人口当中查到了。

　　经过彻夜工作，刘晓维逐步复原了死者的身份特征：

　　死者性别：女性，身高：约159厘米 ，年龄：约38岁，头发特征：长发（烫发），染色（酒红色），凶手作案特点：锐器（菜刀类）切割、砍击

　　刘晓维：这是给侦查人员提供查找尸源，尤其是碎尸案，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查找尸源，因为查找完尸源以后，顺藤摸瓜，可能就把这案子很快破了。

　　根据刘晓维提供的信息，刑警们很快确定了死者身份和凶手的作案特点，3天后，该案告破。

　　主持人：即使现在你面对，在我们常人眼里边看起来那么恐惧，那么可怕的碎尸案你都不害怕，但是我想，在你刚开始进这行的时候，你肯定也害怕过？

　　刘晓维：害怕过。那个是91年，是阴历大年三十，我们正好会餐，会完餐两点多钟，延庆报了一个杀四口，当时是三九天，又下着雪，我们到了延庆，当时我们是去的延庆一个边远的山区，它没有灯，我们打着手电，四具尸体，那时候好像冬天比现在冷似的，接了一桶水，拿了一个手巾，因为那个伤口都沾满了血，为了要看清楚，要把它给清理干净。我还要拿我的手去捂这个伤口，要给它看清楚了。

　　主持人：你说伤口也冻上了？

　　刘晓维：对，伤口，因为你擦完了结一层薄冰，你还要捂热乎了，捂软乎了，你给他看那个伤口，看清楚了到底是什么工具伤，因为这个案子比较大，死四个人，到底是什么凶器打的，你要马上给侦查人员提供线索。所以我是就在东屋，从门口开始看起，完了往里侧，完了床上床下，就我一人。

　　刘晓维：然后痕迹鉴定医生在外围发现，他们家的后院吊着一个尸体。我去后院，他在小树杈上吊着，我扶着他，抱着他，别人帮我解，等到把这尸体撂下的时候，因为他憋了一口气，给放平了以后，就跟咱们打咯似的，一口气。

　　主持人：尸体出了一口气？

　　刘晓维：对，当时给周围人都吓傻了，我也，因为天又黑咚咚的，真是就拿个手电来照的。

　　主持人：当时你真怕了？

　　刘晓维：虽然我也干了几年了，应该不怕了，但是那天我真是害怕了，心里也感觉，他可能是不是还活着，就那种感觉。所以周围人再一叫唤，我更是，也是一打哆嗦。

　　主持人：那你害怕的时候怎么工作呢？

　　刘晓维：但是你还想给他看清楚了，这是不是吊死的，还是勒死的，你要给他搞清楚了，因为这是你的工作。

　　主持人：你就跟自己说，这是我的工作，然后你就能有勇气上前了吗？

　　刘晓维：因为现在我已经好了多，我干的时间长了，见的尸体多了，几千具尸体了，逐渐的，我已经淡漠了。

　　主持人：有人就说，法医面对尸体多了，他们有些麻木了，尸体在他们眼中可能已经是工作对象了，只是工作对象而已。

　　刘晓维：但是我觉得，我也有怕的，像尤其摸被害人肚子里的胎儿，还有一些小孩被害的，还有一些老人，我觉得他们都死得特别惨，因为他们是无辜的，所以我真的，我都特别怕摸这样的尸体。尤其是足月产的，他应该存活的，后来随着他母亲的被害，或者他母亲的死亡他死了，那我心里更难受。我不是不敢碰，我不愿意去碰，

　　主持人：是作为一个女性？

　　刘晓维：是。

　　主持人：是因为对于生命的敬畏？

　　刘晓维：对，是。

　　主持人：那时候是种什么样的感受？

　　刘晓维：特想给他们弄得特安详，给他们整得特好，缝得肯定特别仔细，如果我不缝，我让年轻人缝，我都会嘱咐，一定把他缝好，把他缝得特别安详，给他洗干净点，我都会嘱咐。

　　在25年的法医生涯中，刘晓维经历了很多在一般女性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于她自己而言，选择这个特殊的职业，也曾经有让她记忆深刻的犹豫和彷徨。

　　刘晓维：当时那时候是81年。

　　主持人：你20来岁？

　　刘晓维：20来岁，我刚刚参加工作。

　　刘晓维：那时候是小天竺，在机场辅路小天竺，发现一个无名尸，尸体已经高腐了，当时我跟一个老同志去现场，当然我不能让老同志动手了，到了现场围了一圈人，离着尸体老远，就能闻见那个臭味，我当然不能让老同志动了，自己去动手，蛆特别地多，因为当时我们条件差，都得在现场检验，因为也是为了查清他到底怎么死的，有没有损伤，所以拿着尺子使劲扒拉那个蛆，而这时候，因为是夏天，苍蝇又咬，咬了尸体，咬了我，再加上又出汗，那身上都是小黑点，完了蛆往你身上爬，你抽到抽不下，检验一个多小时，想直直腰，真的，我往远处一看，二十米开外，站着一圈人，他们都在扭着脸，当时我心里真的特别不好受，心里当时觉得，法医这个工作，不是我干的，尤其是女同志。我看了看，周围没有一个女同志，而我们的司机特别好，他提了一桶水过来说，刘姐你冲冲手，当时我心里真的，说不出来的难受。我现在回忆起来，真的，我觉得当时我真是不想干了。

　　主持人：那个时候有退出的打算？

　　刘晓维：对，我跟我们司机都说，我说我真是不想干了，那我想想我们的同学，人家他们在医院，真的，条件都特别好，他们接触的都是病人，给病人治好病了，病人感谢他们。

　　25年后，刘晓维渐渐习惯了很多事情。但是，有一点是她至今无法适应的，那就是别人对她这个工作的看法，有人说，法医经常接触尸体，身上带有晦气，世俗的这种想法使面对碎尸都无所畏惧的刘晓维变得谨慎小心，她很少主动到别人家串门，她甚至没有手机，因为她的生活除了工作就是家庭。回到家后，她从不和家人谈论自己的工作，因为怕影响他们的心情。在孤独中，刘晓维坚持着自己的选择和理想，甚至投入了更多的时间。

　　刘晓维：因为有时候我们也碰到一些比较难定的案件，有时候是特殊工具打的，总在心里就好像解释不了这个凶器到底是什么，所以有时候，不管在回家的路上，还是有时候躺在床上睡不着觉，还在想，也有时候还要做一些试验，在家想起来，可能在家做做饭就想起来了。随着高科技的发展，那个工具以前可能都是固定，现在尽是些新产品，像前些日子我们碰到一个飞刀，那个伤就是认定起来，觉得不像片刀，但是它出一个特殊的伤口，那有时候你也想不到，你也要去市场上去走走看看，假如有时候到市场上看，这个是不是能形成，尤其那木工，那凿子什么的，有时候也经常遇见这样的。

　　主持人：那人不会很痛苦吗，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凶杀场面，死亡的尸体场面在眼前过来过去？

　　刘晓维：要说没有是假的，其实对我也有影响，因为我工作特别忙，也有压抑，可能这工作一忙，可能就都忘了。

　　主持人：我知道，跟你一起干法医的几个同学早就已经不干了，另外你的很多同学都在大医院，当院长或者说当主治医生，这25年来你也有很多次可以离开法医队伍的机会，你自己也曾经不想干了，你为什么还坚持到现在？

　　刘晓维：因为我觉得搞这个命案，它确实挺有意思的，它真是有挑战。另外，我每接触一个案子，每接触一具尸体，对我都是一个考试。虽然我做出了鉴定，但是到了法庭，到了侦查部门，还是检察部门，他们都能来验证我做得对不对，所以都富有挑战，也比较适合我这个性格。

　　主持人：你的那些委屈，困难，或者是压抑，在这些挑战性面前都不算什么了？

　　刘晓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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