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杨耀杰，武汉市反贪局副局长。

　　主持人：王筱磊

　　编导：刘昊天

　　杨耀杰，武汉市反贪局副局长，2005年度 “全国十佳反贪局长”。在预审室里，他见识过伪装的面具、悔恨的泪水，也领教了人性的贪婪与狡诈。

　　预审室就是反贪斗争的第一线，杨耀杰和他的战友们用智慧做武器，与犯罪分子展开听不见枪声的较量。

　　这是一间普通的预审室，检察机关就是在这里对犯罪嫌疑人实行预审。曾经坐在这个座位上的人，既有位高权重的官员，也有叱咤商场的能人，他们都因为类似的原因：贪污受贿，而坐到了被审问的位置上。

　　记者：今天我特别准备了一个道具，这个很普通的纸杯，在我手里，它就是一个喝水的工具，不过在您的手里边，我知道它曾经是一个案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想听一听在这个纸杯背后的故事？

　　杨：可以，当时我们接到举报以后，发现我们司法机关，有一个从事了7年刑事预审的预审人员邓某，牵涉到了一宗受贿案件。我们在掌握了大量的与之相关的证据以后，传讯他到区检察院接受调查。

　　记者：这个人从事了7年的预审工作？

　　杨：对，刑事预审。

　　记者：那他应该是具备相当的反侦查工作？

　　杨：可以这么说。通过几个小时的对峙，较量，他处在一种沉默不语，不予配合的状态。

　　预审邓某的检察官讲当时预审了几个小时毫无进展的情况。这是一次让杨耀杰记忆犹新的较量，他决定亲自上场，突破预审的僵局。

　　记者：一个反贪局长应该是稳坐中军帐，他应该是一个指挥员，协调员，为什么在这个案件里边，你要亲自去审这个人呢？

　　杨：因为作为一个基层的反贪局长，他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这种战斗员就体现在，你自己上去的时候，就是说，对整个案件的侦破是不是起到推动作用，当你判断你自己上去，是最后一道攻击力了，对不对？所以说，当你判断到了这种自己应该上去的时候，你就应该上去。

　　记者：杨局长亲自来审问这个案子了？

　　杨：他一听呢，为之稍有表现。原来他是斜靠在那个凳子上，耷拉着脑袋，就对我们的侦察员不重视，后来这样听说以后，换了一个新的领导来了，新面孔，这个时候他坐正了，把腿也放下去了，望了我一下。

　　杨：我们当时有的同志就说，你认识他吗？他说听说过，因为我搞反贪工作时间比较长，他说听说过。我就问他，听谁说过，他说某某某、某某某，我当时说，看来你对我们检察机关反贪部门也有所了解。

　　杨：我就边说边走到我审讯应该坐的位置上，主审的位置，丢了一个中性的话给他，我说怎么样？就由他去理解判断，向我做出回答。看他回不回答，因为我们原来的同志说什么，他就以一个沉默不语来对抗，这个时候他回答了我一句，他说配合嘛。给了我一个契机：配合。我说配合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有具体的行为来支撑你这个配合的态度的。

　　记者：配合不是挂在嘴边的。

　　杨：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就试验他一下，就顺手拿起了一只桌上的纸杯，我把这只纸杯推到他的面前，我说你认为我现在手上拿的这样一只杯子，是一只什么颜色的？是干什么的？它的材质是什么？你能不能回答我呢？

　　在常人的眼里，正如你刚才所说，这是一个喝水的用具，那么这个时候，我是想，用这样一个连小孩都明白的常识，来判断一下他所谓跟我们的配合，有没有起码的诚意，会不会颠倒黑白。

　　这个时候他说，喝水的纸杯。

　　而这时，为了打消他的那样一种骄傲的气焰，因为他不是从事了7年的刑事预审嘛，对我们的侦查不是不屑一顾吗？我给他纠正，你说的不准确，它是一只白底，蓝花，一次性的喝水的纸杯，对吗？他点头。

　　记者：这句话对他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杨：让他判断我，是一个看问题、表述问题十分严密和准确的侦查工作者。不是你用这种抽象的话，就可以把我的思绪定格在你的那样一种认知里面的。

　　记者：我觉得您的这种回答，可能还有一种震慑的作用，把他的嚣张气焰一下子压住？

　　杨：对，第一是那种感觉，第二是告诉他，我来让他心里想，来者可能不善。

　　预审邓某的检察官讲当时在监控室观摩时的心情以及邓某的反应。

　　杨：因为我们搞侦查工作，主要靠语言这个武器，当然辅之以大量的证据，来使犯罪嫌疑人认知自己应该交代问题，应该坦白自己的问题,才是从宽的唯一的出路。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看来我们对事物判断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你还不是颠倒黑白，那么我们可以往下进行交流。

　　记者：那么你说完了这一番话之后，他又有什么样进一步的表现呢？

　　杨：他没有做更多的反应，他望着我，听我往下讲下去。

　　记者：后来在侦破审讯过程当中，他的态度有什么变化吗？

　　杨：审讯按照预定的计划，我们是40分钟，我进去的时间，后来到了30分钟左右的时候，他的心态开始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朝着审讯有利的方向在发展。

　　记者：这种时机、这种战机您是怎么样去把握的？

　　杨：一句不相干的打探，道出了他的心底里选择供或者是不供的这种矛盾的心理。

　　记者：这可能是他内心挣扎最矛盾的地方？

　　杨：当时他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我在整个的审查的过程当中，预审的过程中，讲了大量他熟知的案例，就是你不讲不是最好的办法，不讲不是解脱问题的出路，只有彻底地交代，才是出路所在。他突然问到，我能不能请教您一个问题，他说我在这，我们单位的领导知道不知道？我当时脑子就在飞速地旋转，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记者：问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

　　杨：问这个问题在常人来讲，这是表示什么意思？在这种关键的时刻？

　　当时我就问他，我说问这个干什么，他说我随便问问，这两句对话一出，实际上我脑子的判断已经形成了：他在这种选择与不选择之间进行痛苦的挣扎，他要进行火力侦查。如果单位的领导知道了，对于他这样一种行为的结果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又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时候，我当机立断就说，你不要再犹豫了，你又在考验我，又在欺骗我。我怎么说是在考验我呢？因为我如果不能道出他问话的这样一个内心的真实的动因，就证明我没有看准他现在的心态；欺骗我呢，我问他，为什么要问这一句话，他说随便问问，所以说，他是在欺骗我，这个回答。

　　我就说，这个时候你问这样一句话，你不是随便问的。时间对于你来说，多么地宝贵啊，你还有闲情逸致问这个与你本案处理不相干的话吗？显然不对。紧接着，我又把他问这句话的真实的意图给他解释出来。

　　记者：他是什么意图？

　　杨：我就说，你可能想领导知道了，为什么还不来救我呢？领导不知道，我交代了，可不可以从宽回去呢？你是在做这样一种判断。

　　记者：这可能是他内心最底线的东西？

　　杨：已经到了动摇的时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辅之以其他的相关的一些证据，后来，他确实交代了他自己受贿6万元的问题。

　　当时在监控室观摩的检察官们讲述当时听到邓某交代受贿事实的心情。

　　杨耀杰讲述自己从事反贪工作十七年，最难忘的一次审讯室里的较量，是一个副厅级干部的受贿案。

　　此时，距离《刑事诉讼法》规定的12小时最长传唤时间，只有一个多钟头了。如果把预审比做战役的话，现在已经到了最紧张的时刻：能否突破嫌疑人的心理防线，获取口供，成了下一步战略决策的分水岭。

　　杨：就在对他决定是否拘留还是取保候审这一个关键的环节上，我想亲自到场去了解一下案件的进展情况。

　　预审刘某的检察官讲述当时刘已经交代了两万多元的问题，但在他的办公室搜查到了数万元的现金，他一字不提，说自己已经彻底交代清楚了。

　　杨：这个时候我想我应该去跟他说明，他没有彻底地把问题交代清楚。要想得到从宽的处理，法定的条件是彻底坦白，所以，我跟他面对面的进行了一次接触。

　　记者：在你做出这个决定之前，是不是也思索了很久？

　　杨：当然，因为我是在区检察院去进行这样一次预审，并且区检察院的同志和我的同仁都在上面关注着我，我的行为如果是成功了，那么大家很欣慰，我的行为如果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自己这个时候也有思想准备。

　　记者：那是不是说，这一次预审的压力就格外地大？

　　杨：应该可以这样说。

　　记者：当你走进这个房间的时候，他有什么表情？

　　杨：我的同仁把我的身份介绍给他的时候，他噗通一下跪在我的面前，并且痛哭流涕，他说杨局长，你一定要帮我，我已经彻底坦白了，我真的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记者：这个人有多大年纪？

　　杨：50多岁，56岁。

　　记者：56岁，副厅级干部，跪倒在你的面前痛哭流涕？

　　杨：对。

　　记者：这样的一种表现说明什么问题呢？

　　杨：我当时首先感到诧异，因为一个人在其他的人面前下跪，从人格上来讲，他不到一种关键的时候不会做出这样一种选择，并且哭，也是痛哭流涕。但是从我职业的习性和职业的这样一种侦查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他在演戏。

　　记者：所以这次见到这个人，跪在地上痛哭流涕，不会觉得很意外？

　　杨：对，他的表现呢，和我们掌握的证据的差别太大了，所以说显然他是在做戏。当时我把他扶起来，我说你不要这样，有话慢慢说，然后我说你不是说你都说完了吗，那么我能不能问你几个问题呢，他说可以呀。这个时候，我把我们掌握证据的相关的东西跟他点了一下。

　　记者：你怎么样去打开这个突破口呢？

　　杨：当时我就说，我给你提出几个问题，你能不能回答我，他说可以。我说你从事了多长时间的这样一个财务管理工作？在政府机关的部门。他说我做了几十年。那么我说你几十年当中，除了这样一个办理公司，也就是说办理机关业务过程当中，接受贿赂以外，你说你再没有了。他说没有了。我说你像类似的权利的履行还有多少呢，他一听我这样一个问题，他愣了，因为这个问题不好说，确实在他的权利履行当中，这么多年可能有千百次。

　　我紧接着再问，我说难道在其他的过程当中没有吗，你想一想。把这个问题丢给他，不需要等着他回答。

　　接着再问，那么你的办公室有一些什么样的物品？因为他以为，我们仅仅是在这面对面地跟他较量，没有进行其他的侦查和证据的收集。

　　记者：他太低估你们的能力了？

　　杨：因为我们做侦查的嘛，肯定要全方位，我们一旦锁定了一个目标，就将全方位地对他调查侦查，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记者：当你把这些重磅的问题，一一摆在他面前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有什么变化？

　　杨：他沉默了一下，然后他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我能不能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呢，我说可以。

　　记者：而且他用了请教这两个字？

　　杨：他说你看这算不算受贿。我说哪呢，我说你把行为事实说清楚，我们来帮你判断。他说有一次，我一个关系户，我们单位做制服，把制服拿到这个服装厂去做，做了以后，他的业务员就感谢我，要送钱，我坚决地没有要，后来呢，他把几千块钱打到我的手机卡上去了，您说这算不算受贿呢？我说说，还有什么。因为这样的问题，我不需要跟他回答，他心底里头也是明知故问，可能是自己在找台阶下。我说你继续往下说，还有什么要请教的，一股脑地都端出来，然后我再分别给你解答。

　　记者：你先把问题都摆出来，我一个一个解答给你？

　　杨：对，后来他又说了一件事。他说，某单位送给我一台手提电脑，但是我在拿回家的路上，在路上看到马路边有很多老年人在下象棋，我很爱下象棋，我就蹲在那看着人家下象棋，手提被小偷顺手拿走了，您说这算不算我的问题呢，从我们法律的角度上讲，这显然受贿已经完成。

　　记者：那刚才那个手机卡呢？

　　杨：那个也应该是犯罪的事实。

　　所以这样说了以后，我说这些事实，凭你现在的这样一个认知水平，应该能够分清，是不是受贿的问题，我准确地告诉你，这应该是受贿的问题。

　　我说了以后，他说：我再没了，我再没有了。他说就这个我不明白的，我拿不准的，我也跟你们说了，我说这样吧，我说看来你确实没有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我希望你再仔细地考虑，跟我们的同志继续把问题彻底交代清楚，这才是你的唯一的出路。你想哄、骗，这个办不到的。说完以后，我就离开了，我们的同志继续下面的侦查工作。

　　预审刘某的检察官讲述预审中有了这个突破，之后刘某的交代和定罪情况。

　　记者：您有没有计算过，或者说记得，就是您所见到的这种超常态的表现都有哪些类型？

　　杨：这个你比如说，有撞桌子角的，一来了就喊冤的，或者是在地上打滚的，再就是跟你拍肩膀，恭维你的，然后挑拨你和其他侦察员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的，你比如说，他会说，你多有水平，你刚才那一拨人那就是不行。

　　记者：到这种时候，还有心思玩这种小伎俩？

　　杨：这个因为我们所对的对象，我们叫做位高权重，他们社会阅历都很丰富，并且他们曾经叱咤风云，在商场也好，在这个政治舞台也好，你不能说这些人没有本事。

　　所以一般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表现形式，他想表达的真实的意思，我们通常可以做出一个基本准确的判断。

　　小小的预审室，是刑事侦察的战场，也是人性的解剖台。见惯了贪官众生相，杨耀杰却不仅仅是一名疾恶如仇，冷眼如电的反贪局长。

　　记者：反贪工作是打击犯罪，惩治贪官的，但是反贪局长绝对不是那种给我们的感觉冷冰冰的感觉，我知道在您办过的案子当中，其中有一个案子，是一个女性的犯罪嫌疑人，她涉嫌的金额是受贿一万美金，但是后来在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之后，依法给她从轻发落了？

　　杨：办案的措施上采取了一种比较从轻的方式，因为结果还在法院来判决。

　　记者：你见到这个女的犯罪嫌疑人，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杨：当时我们的同志已经侦破了，因为在决定传她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掌握了她受贿一万元人民币的这样一个事实，那么我们通过不长的时间，跟她讲政策，摆道理，她就交代了问题，交代问题以后，我们的侦察员就向我们汇报，说这个女的十分紧张，会不会身体上有什么毛病。

　　那么听到这个以后，我也怕有什么意外，我说我要亲自下去看一看，我下去以后，我观察到，她浑身在发抖。

　　记者：浑身发抖？

　　杨：并且很紧张。但是我感觉到当时环境温度并不低，最后，她也是痛哭流涕的样子，一种真实的那种悔恨自己的样子。

　　杨：我就问她，我说你到底哪里不舒服，她说，没什么，没什么。我说那你有什么担心吗，这个时候，她才道出了她的家庭的这样一些难处，离婚了，丈夫不负责任，并且孩子在幼儿园，自己带着。

　　这样在我的心底里产生了一种要向领导汇报给她一个从宽的处置方式的想法。所以最后我们通过做了大量的工作，向检察院进行报告，得到检察院的批准，对她采取的是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在侦查期间。

　　记者：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工作？

　　杨：因为在我们反贪侦查人员的眼里，惩治腐败固然是本职的工作，但是更多的层面，我们考虑的是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这个案件在侦破过程当中，我们判定她的犯罪事实，可能就此一笔。

　　那么像这样一种偶尔为之的犯罪，再加上到案以后认罪态度比较好，赃款全部交出，我们证据也比较充分的情况下，考虑到如果对她采取强制措施，拘留，从法律意义上讲，无可非议，但是这个孩子怎么办？孩子交给谁？年幼的孩子如果失去了母爱，将会是什么？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当时想到，宁可我们自己多做一点工作，多冒一点风险。为什么呢，因为抓进去了，不存在逃跑，不存在自杀，对串供的可能性也比较小，而放到外面，我们还要替她担风险，立了案的对象，通常他的责任应该说司法机关对他的安全负有一定的责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选择了宁可自己多做一点工作，宁可自己承担一定的风险，从社会效果出发，从未来、为了孩子的未来出发，我们把道理跟她讲清楚，让她认识到司法机关这样一份苦心，同时也告诉她，你触犯了法律，必须要得到法律的惩治，这两者怎么样把它结合好。后来我们通过请示领导，最后领导同意我们办案人员的这种判断，最后做出了取保候审，边工作，边接受处理的这么一种方式。

　　最后这个人被判处了缓刑，这样应该说，在她不幸的人生当中，取得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记者：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责编：西寻